那年高考，我不在乎

1961年，我20岁。

那年我最大的事是考大学，但对这“最大的事”，我不在乎，父母更不在乎。

“不在乎”到什么程度？请看：

镜头一：父母不管。

我家祖祖辈辈、包括父母，都是文盲，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在求生存：父亲在矿山出力流汗，为的是每月能挣到20多元工钱；母亲在家制卖凉粉，为了能够糊口。我从小就习惯了他们无力无暇也无能照管我学习，这是常态，高考也不例外。

父母不懂高考，也不寄希望于高考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事实上，从考取大学远走高飞，到他们去世，除享有“儿子是大学生”、“人家儿子是教授”的精神慰藉外，他们从我这得到的实惠可能还不如考不上大学留在他们身边好，即便别人羡慕“儿子是教授”，下矿井的父亲起初并不懂，还问人：“教授是干什么的？有没有工程师大？”

那时，高中毕业可以直接参加工作，我也到了法定婚龄，母亲暗中物色了两个农村姑娘，意在我不上大学便选一个成家。

因此，他们并不因高考而将我伺候得像“皇帝”一般，该干的活一点没减少，生活“待遇”也与平时毫无二致。

父母如此，我也不紧张。当然，不紧张不等于不想上大学，而是没有压力。

我当时想：上大学，前程会好；上不了，就工作，再从母亲准备的姑娘中选一个做媳妇，生几个娃娃过日子，也不错。

由于进可读大学，退不愁工作，故没有把高考当作生死攸关的要命事，临考了照样能吃能睡放开玩。

镜头二：备考不急。

我理科好，却凭兴趣报考文科；报文科，却为复习理科的同学忙前忙后。我替老师为他们抄复习题、抄资料，为他们解答问题，正所谓“自己稀饭没吹凉，忙着帮别人吹汤圆”是也，我把此行径视为“学习委员”责无旁贷的应履之职，并享受能够帮老师做事的殊荣与快乐。

要考试了，班主任突然动员我改考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称那是“特招的保密专业”，我有点动心，但只有三四天时间复习，风险太大，只好“谢谢老师厚爱”了。

镜头三：回忆不清。

正因没把高考当做人生“命悬一线”的要紧事，那年高考便没有“刻骨铭心”，经55年风吹雨淋、野马杂沓，对高考的记忆早已依稀模糊了：高考那天吃早点了吗（我中小学从未吃过早点）？考场在哪里？怎么进考场又怎么出来的？除语文、俄语、历史外，政治、地理考了吗？监考老师一个还是两个？他们怎么监考的……

真是连一点记忆的碎片也捡不起来了！那年高考，我和父母的这种状态并非特例，普遍皆然。

面对如今万千学子和千万家庭视高考“唯此为大”而伴生的紧张、焦虑、忧思、惶恐、煎熬……我想得很多。

半个多世纪前高考的社会氛围和考生、家长的上述状态，还会重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