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贫却快乐的年代
1962年，我出生于鹤城西南泥峪川的一个清贫农民家中，直到1980年参加工作外出，我在故乡农村整整生活了17年。如今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六年，但七十年代农村那清贫却快乐的生活依然记忆犹新。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农民统一劳动。那个年代是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凡是有劳动的地方，都有几面鲜艳的红旗在迎风飘扬。集体劳动囊括了一切，包括抬石头、垒石墙、修梯田、翻耕地、担粪、锄草以及割麦子、挖洋芋、搬包谷、拔豆子、摘豆角、打核桃、采漆籽等等。用工分计酬，所有能干体力活的人，均根据体力强弱与劳动能力大小确定底分，最高为青壮年男劳力，十分底分，计算工分实行定额制。当时记工的办法，除了农民自己记每一天的出工内容外，队上的记工员还要记每个人的劳动详细记录。另外记工员每隔十天就要拿着记工本挨家挨户挨个对工。因此，对工实际是一个记工员和农民相互补充及信任的过程。
分配粮食，一户一堆。那个年代没有磅秤更无电子秤，生产队分配东西时，用的是老式的杆秤，每次可称300斤重的东西。称粮食同时需要三个人进行操作，其中两个人抬秤，一个人拨秤砣，称好后抬到大场里倒成堆，用粉笔在粮食堆旁边写上每户户主的姓名。往家里运粮食的一般都是没有参加集体劳动的人，他们担的担，抬的抬，扛的扛，背的背。扁担、笼子、麻袋、背笼、木杠等全部都用上了。分配的东西除了给粮站交公购粮和供销社收购的农副产品外，其余的全部进行分配。主粮比如分配小麦、玉米等，另外还分配洋芋、红薯、豆角、黄豆、高粱、谷子、红小豆以及萝卜和白菜等杂粮及蔬菜。一般是先人均平分，多余的再按工分分。年底春节前，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决算，该留的留足了，最后是分钱。钱是按工分分配。当时，闫坪村一个工日仅值一毛八分钱，劳力多的家年底可分到二百多元，劳力少的家只有一百多元，有的家甚至只能分到几十块钱。尽管如此，农民们依然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生活着每一天。
以鸡叫鸣为“闹铃”起床。我所上的初中离家有7华里的路程，校址在康家河口，说远也不算远，但也不是很近。学校的设施非常简陋，房子是土木结构的，教室的窗子用白纸糊着，课桌大小不一，教学以粉笔板书为主，上课和下课用手敲铃，每天两顿饭都是稀糊汤，厕所是旱厕。那个年代物质条件非常的贫乏，既无钟表也无手表，电脑和手机就更不敢去想了，由于早上起床掌握不准时间，就以鸡叫鸣为“闹铃”，可是鸡叫鸣没有个准性，不是天明了才喔喔，就是半夜乱叫鸣，所以去学校不是太晚了，就是太早了，太晚了会受到老师的批评，太早了还得趴在教室的桌子上睡一大觉天才亮，就因到校早与晚，有的同学还出了一些笑话。1976年的一个冬天，班上的一个同学早上上第二节课时才喊“报告”进了教室，正好是班主任李刚银老师的课，李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了迟到的同学，然后表扬了从未迟到过的王绪堂同学，并请他介绍经验，可能是他第一次受到班主任老师的表扬受宠若惊的原因，亦或是他紧张激动的原因吧，他竟然说“我之所以每天能早早来到学校，从没有迟到过一次，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广播一起我就响……”，话犹未毕，全班同学就哄堂大笑，几个同学还笑地前仰后翻。原来在1975年年初，三岔河公社广播站为了让广大农民群众及时听到党和政府的声音，给每家每户免费安装了喇叭，农民家里有了喇叭，曾给一代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它是农民主要的信息来源，更是农民了解国家新政策的重要载体。挂在每家每户堂屋里的喇叭，每天早、中、晚定时广播三次，其中早上的第一次广播是清晨5：30分。王绪堂家和大多数家里一样，没有钟表等啥玩意看时间，所以他就把早上广播响作为起床“闹铃”，然后去学校上学，因为说颠倒了，所以同学都取笑他。
三十多年过去了，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从农村融入了城市生活，然而许多东西已随风而去，渐行渐远：
如今吃的是美味佳肴，但却没有昔日喝稀糊汤就酸菜那种甘甜的味道；
如今用上了私家小汽车，但却没有昔日穿布鞋走山路那样开心的感觉；
如今住进了高楼大厦，但却没有昔日住矮房土屋那份快乐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