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母的奖赏

姑母离我们而去，已经整整20年。她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尤其是给我三次的奖赏，使我难忘。

那是1953年过春节的时候，我9岁，穿上母亲给我浆洗过的对襟褂子，背上半袋子包子，到离我家临潼区新丰乡鱼池堡村8里之外的西黄村，去给姑母拜年。照例，进门的第一件事是在姑母炕跟前地上，双膝跪下，口里说着：“姑夫、姑母，娃给你磕头。”实际上，光是双膝着地，做个样子罢了，还不等磕头，姑母就心疼地说：“大冷的天，我娃就别磕了，快上炕来。”盼的就是这一声叫，乖乖地脱掉棉鞋，坐到姑母热乎乎的炕头上。姑母连忙从怀里掏出带着体温的钱，塞到我手里。我嘴里喊着：“不要！不要！”心里着实盼着这一年来的吉利。等会儿，迫不及待地到没人处一看，是一张“伍佰圆”的钞票（为第一套人民币，相当第二套人民币5分钱），高兴得没法说，就在游乡叫卖的货郎担上买了十来个“摔炮”，半天工夫就爆得一干二净。

17岁那年，我考取了县办华清中学，欢天喜地去给姑母报喜。姑母听说她侄儿考上了高中，不知说什么好，一边流着泪花，一边去翻她的私房钱，在炕头席沿底下，去拿了压得平平整整的两角钱，颤颤巍巍地交给我说：“姑没有钱，就这点钱，买个铅笔，本本。”我千恩万谢地回去了。也许是因为太高兴了，回家一路上蹦蹦跳跳，经过一个菜农的地头，讨吃了一根黄瓜；经过一片柿子园，上树摘了几个半生半涩的柿子。结果半路上一摸口袋，两角钱不见了，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这件事从没敢向父母说过。

上高中期间一个暑假，我又动身到姑母家去。那年我19岁，已经是大小伙子了。我表哥表嫂因为在外地打工不常回家，姑母安排我给自留地担水茅粪。那天，天气晴朗，溽暑难耐，臭气熏天。姑母不时给我送来绿豆汤、凉茶。用了整整一个晌午，十多担水茅粪送到了半里外的玉米地里，完成了姑母交给我的任务。我洗浴完毕，姑母给我端来一大老碗油泼辣子面，我直吃得满头大汗。临走，姑母从怀里掏出了五元钱递到我手上。我没有客气，装到自己兜里。后来我用这5元钱订了半年的《延河》杂志，从中吮吸文学的琼浆玉液，从此走上了热爱文学、热爱写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