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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学校,和老师们一起

2009/02/10故事会
  这几天听同学们都说起自己的老师,就想起自己在乡村读书的时光,也想起了教过自己的老师的许多往事来。

  我遇见的第一个老师不叫老师,村里人都叫他王先生。王先生是解放前就教书的人,他和我在一个村,不过我之前并不认识他。有一次我姐带我去学校里玩,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大概是五岁的时候吧,我看见学校在开会,就是批斗他的会。那是一个下午,学生们坐在地上,大一点的学生们手里拿着红樱枪,押着王先生,他的手被绑在后面,头上戴着白纸糊的高帽子。让我们村里的人羡慕不已的是,打倒“四人帮”后,他被平反,他的儿子顶替他,进了县里的一家工厂,当了工人。那时候,能吃上公家粮的人,不多呀。

  我的第一个班主任老师姓张,他的名字叫张顺安,真的是又顺又安的样子,人白净,收拾得也齐整。不知道为什么,人们都说他是老鼠眼,狗肠子,好象是他曾经做过手术吧,就说他接了一段狗的肠子,这断不可能。他原是最喜欢我的,我的学习成绩曾经一直是班上第一名。有一回,我和同伴们在路上玩,走到学校时,已经上第二节课了吧,老师罚在教室外站着。我在墙上写了一条“反动”标语,内容是打倒张老师,打倒他老婆,每个人的名字都打上了大“XX”,还画了他们的像,给他们都画上了大“牛牛”,“牛牛”就是男式生殖器。一个女同学告老师了,我追着这个女同学要打,她躲进女厕所了,我又不敢进女厕所,就直接回家不去上学了。后来老师开了我的批斗会,撤销了我的“红小兵”资格,这个资格一直到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才恢复。后来他不喜欢我了,我也很怕看见他。我对他现在还有内疚呢。

  第二任班主任开始也是喜欢我的。我写的作文里,因为有“雪白的棉花”,被当作范文在为课堂上念。后来他不喜欢我是因为我学习开始退步了。有一次,我和我姐打架,我举着一把杈,从家里撵到学校里,然后我站在她们的教室外骂她,班主任出来,按着我的头说,“可不敢用杈打自己的姐姐”。顺便说一下,我和我姐打架,从来都是我打她,她没有打过我,也没有骂过我。这个老师姓魏,我对他印象深的事情不多吧,只说他吃派饭的事吧。他是外乡的老师,是在村子里吃派饭,我们村有十个生产队,每家轮一回得大半年时间。有年龄大的同学,不喜欢老师的,就在轮到他家的时候整老师,办法是在饭里埋一大块辣子。老师都是知书达理的人,不论饭的好坏总要吃完的,就是辣得受不了的饭,也得忍着吃。他在一家吃玉米粥的时候,发现了饭里有一粒老鼠屎,他把碗里的饭吃得非常干净,独独把那粒老鼠屎剩在碗心。

  后来是我八姨给我们带班主任。我八爸是我父亲的堂弟,我八姨是他老婆。我八爸在部队当营长,我八姨一个人带着孩子,还要给学生上课,顾不过来,最小的女儿一直是我妈给带的。不过我承认我没占到多少便宜,就是说,我在她手下,挨的骂最多,也经常被撕着耳朵到办公室去,被打也是有的,用的是教鞭和粉笔头,好象老师的粉笔头砸人功夫都是好的。打完之后,她经常在我家吃饭,还要给我父母告我,然后,我妈会接着收拾我。但我那会儿非常喜欢做的一个事是,带着她的小女儿到处逛,那时候她的小女儿也就两三岁吧,我们一家人都喜欢这个小家伙。现在我得承认,在她做我班主任的四年级,我是最堕落的,上课总是做小动作,下课常和人打架,有几次青眼窝,都是被同学打上的,我可没有给一个同学打上过青眼窝。

  五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是我记忆里最好的老师,然而关于他的记忆,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有多少故事。在这一年里,我们班还出现了一位学生“老师”,她是我的同桌,是从外地转来的,她的妈妈带着她嫁到了我们大队九队的一家里。这个女孩说话有点短舌头,笑起来有酒窝,确实比我们班的其他女生洋气得多,皮肤也非常白。我们班的汉语拼音竟然是她教的,我现在想不明白的是,老师们为什么都不会,而要让她教。她跟我同桌,我们从来没有在课桌上划过界线,我跟其他同桌可是都划过的。她还从家里带来了小说,是《激战无名川》,我们俩上课时一起看,结果叫老师给收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这书是还给了我,而我在整个小学甚至中学时代,有空就翻看这个小说。她的继父在某天,竟然下手割了自己的两个睾丸。

  还有个数学老师,也放在这儿说吧。已经记不清教我们哪年级了,不是五年级就是六年级。他跟他爷爷生活,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但他家有三间大瓦房,所以他爷爷给他娶来的媳妇非常漂亮,我说的漂亮是那种很清爽的,大眼睛,皮肤好,身材苗条,反正我不能再用什么好的词了,好词形容不出来一个女人的好。他应该是不丑的人,或者也是英俊吧,至少是白面书生型。他是个羞脸子,常常在上课时不知道怎么就脸红了。但他的数学讲得很清楚,写的字也很漂亮。他有一个缺点,就是鼻子总吸溜,顺便说一下,他结巴得非常厉害。他经常来我家,和我们另外一个同学一起,我们三个很朋友,他给我们讲数学,然后说闲话,在三夏大忙的时候,有他在,我也不用下地干活了。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听说他病逝了,说是急病,平常好好的人,过了一个晚上,就没了。然后他媳妇和紧邻他家的一个男人结了婚。

  接下来到了七六年了,我们班换了班主任,是个姓杨的老师,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普通话说得好。当然这只是和我们的乡村老师比的。其他的老师的普通话基本上是惨不忍听的。我们学《淡菜礁上的战斗》,他念课文道,“狗特务,你往哪里跑”,成了我日后经常回味的句子,走在上学的路上,我经常想象我发现了特务,然后就用他的腔调向特务喊话。那时候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每个班要选出理论骨干,我是理论骨干之一。我们班组织主题班会,就是批判邓小平。那时候老邓因为天安门事件叫毛泽东给收拾了,我们就写诗批判他。我写的诗是,“邓小平,大坏蛋,天安门,事件,想复辟,要翻案,人民起,他完蛋”,我的一个同学的诗是,“邓小平,低个子,三角眼,尖鼻子,短短的脖项没样子,穿的皮鞋像棺子”。我们俩的诗都叫工工整整地抄下来,写在学校的黑板报上。

  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好多事情。比如说,我们班开始分派了。总有一些个子高的人欺负别的同学。我似乎总是处于军师的位置,尽管许多事我没有主谋或者主观恶意,但回想起来那些人高马大的同学还是采用过我的许多点子。然后,我们听说有一个上海帮,这些是大人们议论的话题,我们村有人在秦岭公司,那个人回来告诉我们说,邓小平就躲在他们厂里。有一次我听见大人们谈话,他们说,南京天文台有人看天象,说是中国要死三个大人物。又有说法,说是国家从美国买了一种针,要打给毛主席,这针一打,毛就不会死了。但最有意思的是,我们一个同学,听说他爸和他妈在一起做那种事,结果拨不出来了,让他去找医生。这事情自然是会广为传播的,我们就每天见了他喊,“拔!拔!拔不出来的拔!”这种罕见的事情,在医学上叫作阴茎嵌顿。

  那一年的毛泽东逝世,我们每人都得每天90444次到设在公社某村去吊唁,我们都哭不出来,又怕老师看见骂,就用唾沫给眼睛上面抹。老毛追悼会是在一个雨天,雨一直没停地下,我们统一穿着白衬衫,戴着《红卫兵》袖标,不让打伞,隔四五米一个人,从县城外一直站到县城里的灵堂口,在风雨中我们打着冷颤,很耐心地等着华国锋念那个很长很长的稿子。我们的老师之后就到了公社的革委会当了秘书,不过没几天,就因为打倒了四人帮,从公社赶了回来,也再不让他教学了。

  初中时期,我的姐夫当了我的班主任。他当我的班主任的时候,他还只是和我姐谈恋爱,没有结婚,所以他对我是很忍让的吧。我的数学老师一开始是孟老师,这个人个子很高,长得就像周润发,不过是个独眼的周润发,他的另一只眼是在武斗中叫土枪给轰瞎的,他上课时总是用一只手帕不停地擦那只瞎眼流出的泪,然后,他会用手帕的一端固定在黑板上,另一只手绕着划圆,居然画得非常圆。第二个数学老师是我姐夫同村的人,他一脸青春痘,那种过分发展的青春痘变成一片红疙瘩,使他痛苦地是,这成了他找不到女朋友的唯一原因。听说他爬墙到同村的女孩子家里,因为被人家发现,掉了一只鞋。他的数学讲得非常好,而且他喜欢我,事实上我的数学是学得非常好的,到升高中的时候,我在考县里唯一的重点高中时,数学竟然是第一名。当然到高中,我的数学就开始崩溃了,到高考时,数学只得了三十几分。就是他,在一个下雪的日子,他为了给我讲一道数学题,在厕所的雪地上,用手指头写了一大篇数学计算方程式。另一个教化学的老师,是我们村的知青,有一次下课玲都打了一会了,他还在给我们讲课,他提出一个问题问大家,我就喊了一句,“因为下课了”,结果他一声不吭,夹着书本就走了出去。

  在初中,我过的是幸福的学生生活。晚自习的时候,我一边做着作业,一边吹着口哨,忘乎所以,忽然我发现教室里很静,还有人在笑,我抬头一看,是我姐夫站在我面前。当然,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他甚至不敢重话说我,他和我姐的联络,许多时候都要经过我呢。这样子的结果,是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差一点考上了初中专,那时候,考上初中专可就是吃商品粮的人了,这个成绩在我们学校是唯一的。

  高中是在县城上的,不说也罢。高中一开始是我堕落,因为学校里有图书馆,我一门心思看小说,所以学习刷刷刷往下掉,而且因为我要学文科,我们的老师很不满意我,“不过学文科的人在过去就是秀才,都能当七品县官”,那个一头白发的女老师这样对别的同学说。我们八个高中班近五百名高中生,只有7个学生学文科,而且有三个复读生,应届生只有4个,我们不受歧视才怪呢。

  现在想来,那多亏没有考上初中专,这才有了几年后,我考上了大学,我姐夫负责把我送到西安去,把我一个人丢在了那么大那么陌生的城市里,从此我开始一个人进入了这个叫社会的世界里。后来我姐夫和我姐都不再教学了。我姐夫是因为要下海挣钱,我姐是因为要生三个儿子。钱不好挣,儿子也不听话,淘气的时候总是多,他们也会因为没有继续当老师而埋怨,但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了。我姐夫当了几年的村长,办了个白灰窑,当然是不太成功的,另一个不成功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都没有上完高中,第三个儿子现在正在上高中,可是英语不是太好。前几天回家,他告诉我,他希望老小能在西北偏僻的地方上大学,说是好分配,我知道他的想法没道理,但我也没法跟他争论。他告诉我,他现在整天被人叫去说事情。所谓说事情,就是农村一些人遇事不知道怎么办,他有知识,有主意,见识也多,可以当个中间人,他最近办的一个事情,人家给了他三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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