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光芒

与小说散文而言，汪曾祺可谓大器晚成，六十岁重新拾起，作品写得绝妙！金庸对他的评辞是：“满嘴噙香中国味。”他本来是写剧本的，写剧本可有年头了。再后来，也就是文革那时候，他又参与创作了样板戏《沙家浜》，这剧本原名不叫《沙家浜》而叫作《芦荡火种》，毛主席看了剧本，说就叫《沙家浜》吧。写过《人间草木》的他，竟弄得这么大动静，可谓是耐人寻味。还有，是他为贾平凹捏了个“鬼才”的高帽，而贾平凹也为他赋诗：“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此人的故事跌宕起伏，不多说，只说两种情况：一，当过“右派”，到后来被人所用时，帽子摘了。当时单位做的鉴定意见是这样写的：“（汪）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二，文革时又住了“牛棚”，可是没多长时间，就被人从“牛棚”里牵出来，为何？就是为了写那个《沙家浜》。甚至，还曾参加“检阅”活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个人确实不简单，这个人确实有一点古里古怪。没法儿诠释他，就信李白的那句诗吧：“天生我材必有用。”用他的人，有背着他的人是这样说的：“控制使用。”有当他面的人是这样说的：“我们知道，你是个不驯服的人……”无论怎样，这老先生的表情和谈吐，都显得不阴不阳、不卑不亢。他心里想的什么，只有他的心知道。

汪曾祺是1989年辞世的，他这一走，走了个余音绕梁，对他的评价反倒多起来，怀念他的“汪迷们”怀念他到至今。摘抄一“汪粉”写他的一段话吧：八九十年代可能是中国文化人最后一段从容不迫的时光了，单位生活虽然有种种压迫和桎酷，但也提供了一种相对安稳的生活状态，而整体社会氛围也提供了一个虽不尽人意但也没有失序的精神框架，才让汪曾祺这样最后的士大夫发出最后的光芒。

汪曾祺好喝酒。有一次他去探访一老友，老友不在家，他就打开人家柜子里一瓶酒独酌，临走之前，对老友的儿子说：“这酒我喝了半瓶，剩下的半瓶留给你爹回来喝吧。”说这老爷子的幽默，是不雕不琢，浑然天成，或者说这根本就不是幽默，就是这么一副精神模样，要不然那么多人都称作他“中国最好的士大夫”！

他有一篇作品里写栀子花，抄一段看看：“凡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的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敢，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这是“士大夫”在骂人？还是栀子花在骂人呀？人是不轻易骂人的，花也是不轻易骂人的，骂了就骂了吧，既然骂了，就一定有所骂的理由，讲什么温文尔雅呢！有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伸出来让他打，那是傻子。渣滓洞的江姐，在敌人往她手指头里扎木签的时候，还要指望她向着对方微笑吗？就汪曾祺而言，他心里淤积着往时多少的委屈、痛苦？他就是不说，说了也没用，他只不过是众多过去时里的人物所经历苦难的标签。词作家阎肃曾对他有论，说他这个人没有城府，说他从里到外都比较纯，说他没有多少防人之心。

防人干嘛？防人之事是一个累活儿。不做亏心事，怕啥鬼敲门？一般君子都是这样的，汪曾祺也无例外。脑子里装满了汉语的语法和修辞，装满了人世间形形色色的故事，装满了只属于自己的情趣和情怀，脑子里留不下多少空间了。他曾经在1958年的小字报里写过一句话：“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就因为这个，他又被补划成了右派。被下放到张家口临走之前他留给妻子的一封信，其中一句：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就回来。

他体会的人生是这样的：“人到极其无奈的时候，往往会产生无比悲号更沉重的滑稽感。”“垒起七星灶，铜壶锁三江……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如今人们对他写得阿庆嫂那段唱词，耳闻能详。说这是滑稽也不全滑稽，说这是唱词也确实是生活。引起共鸣的艺术，一定是笼罩了人们的感同身受。人生最重要的是经历，经历中最重要的是细节。写剧本的汪曾祺，写小说、散文同样大手笔，除此之外他还是美食家，还做美术的活儿。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是汪曾祺的又一句话。有一点温馨，那灯火也就像亲人一样有鼻有眼、有说有笑了。哪怕一块石头揣在怀里，也能被暖热呢。其实，中国的文人是很好被打发的，文人敏感，文人易感动，文人都比较善良。你给他一点点阳光，他就灿烂。

他到底是个什么人，谁都说不太准。难得不卖弄亲情，不高标人品，也不乱贴金。家里人只顾过日子，没人懂他的画他的字，也没人赞美他的文他的戏。但是，有一天经人提醒，从书柜顶上拿出随便卷着的他的画作，他女儿说：“这才知道我们失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当时，老先生已经去世五年了。他画的画也幽默，让人忍俊不禁，那画儿们的表情都像他自己，包括一只猫头鹰的眼神。猫头鹰的眼神是亮在黑夜里，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最后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