萋萋菜

有一种植物，它没有繁茂的枝叶，也不开娇媚的花朵，更不散发沁人的香气。它很矮小，瘦弱的躯干上长着五七片带刺的叶子，形象几近丑陋。但是无论你走到田埂地头，还是山坡沟边，无论是肥沃的田野上还是贫瘠的乱石中，都能看到它顽强的身影。它的生命总是那样充满坚韧，它的根深深扎于脚下的土地，有着刚直不屈的个性。它有一个极为普通的名字——萋萋菜。

我喜欢萋萋菜，因为它治愈了我的顽疾。我从小就有一个流鼻血的毛病，有时候在上学的路上，有时候在田野山坡上放牛割草，鼻孔里时常会流血。每到这时，我马上采几片萋萋菜叶子放在手里揉揉，仰起头，滴几滴液汁在鼻孔里，鼻血便立即止住。母亲为此受到启发，每次去地里劳动，总是顺手拔些萋萋菜回来，磨些豆汁做成豆沫菜，于是我便一日三餐吃它。多年的流鼻血顽疾就这么治好了。

我喜欢萋萋菜，还因为它能帮人度荒年。我很小的时候，家乡闹饥荒，那是因为天气过于干旱造成的。在漫山遍野找不到一棵可以为食的菜的时候，却能找到萋萋菜。而且在同一个地方，今天采光了，过几天再去采，它又长出来了，而且会比头一次采时还要鲜嫩。那一年，我们整个村子的人都是靠它渡过难关的。

现在生活好了，一年四季的餐桌上都可以吃到新鲜的蔬菜和鱼肉了，但在每年的春天，我仍要采些萋萋菜回家吃。这不仅是为了改善口味，更重要的是为了一种回忆，一种追寻，在回忆中追寻一种对生命的思索。

1963年我高考因“政审”不过关，被大学拒之门外，很多人都向我投来失望的目光，我的心在滴血，眼睛却不让它流泪。我爬上了村旁的大山，薅了一把不再鲜嫩的萋萋菜，洗也没洗就生着吃下去了。嚼着它我流下泪来，我对自己说，你是一个萋萋菜一样微不足道的人，你必须要向萋萋菜一样坚韧起来，要经得起风吹雨打，要扛得住生活的残酷。第二天，我扛起犁赶着牛同父亲一起下地了，我对自己说，你就去做一个合格的农民吧！

但是没过几天，我却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返校复习功课，准备明年继续参加高考；二是公社学区让我在村办校任民办教师当“孩子王”。这时我很犹豫，我很想考上大学走出大山，却又同情那些没有老师的孩子。在这个只有200多人口的小山村里，能认识几个字的人，除了那些正在村外上学的孩子，也就是我这个高中生了。父母都说，考大学吧，干了“孩子王”，这辈子打光棍是定了。有的说，还是留下来吧，你看这些孩子多可怜。该听谁的呢？

我又一次爬上了山坡，望着那些在风中摇曳的萋萋菜，我想起了那一年闹饥荒村里的人在山坡上争抢萋萋菜的情景。我一下子躺在绿地毯一样的山坡上，刚闭上眼睛，一群可怜的孩子正睁着期盼的眼睛看着我。我轻轻地说，这些孩子正在闹饥荒，做一棵萋萋菜，去为他们充饥吧！

那一年，我20多岁。

20多岁，就像刚刚冒出地皮的萋萋菜一样，虽不乏执着，但毕竟稚嫩。但是唯其稚嫩，才具有浪漫情怀，才敢于尝试，敢于幻想。我在那个只有我一名教师的山村复式小学里，认认真真地当起了教书先生。从那一天起，我就幻想着让山里的孩子尽早掌握科学文化的金钥匙，开启山沟这把贫穷愚昧了几千年的大锁。我努力用知识的抹布擦拭孩子们身上的污垢，从他们的外表看到他们的心灵。我教他们学说普通话，我领他们开展“知太行、爱我家乡”活动。我领他们走出校门搞社会调查，我教他们写本村的好人好事，往报社投稿。孩子们的整体素质教育有了很大提高。我创办“书屋”，让他们读书看报，掌握发展致富的本领。

一转眼，在讲台上一站就是9年，9年来的教学生涯，从不敢奢望能桃李满天下，因为学校太小太小了。9年来，学校里走出去了6茬学生，多时十来个，少时两三个，总算起来也不过50来个，这个数字差不多是村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那时村里20来岁以下的“文化人”几乎都是我的学生。出校门往家走或扛着锄头下地或赶着羊儿啃青，村里人碰到，都远远地站着虔诚地喊一声“老师”，心里顿生一种神圣感，总是想，一定好好教孩子们，好对得起“老师”这神圣的称呼。

1972年民办教师转正后，恋恋不舍地离开山区。抚今忆昔，仍然怀念40多年前长着萋萋菜的山村故土。是萋萋菜，给了我力量，给了我希望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