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事儿

爷爷为我取名业陶，或者意味着我就应该担负起这样一个责任：有一天会写下村子里的那些窑事儿。

窑台

服役十多年归来，村旁的窑台已经不复存在。我感叹乡亲们战天斗地的干劲：在那生产力还不甚发达的年代，搬走窑台，需要人们付出多少汗水啊。

这是一个只有二百多人的小村子，在村西和村北各有一座窑台。村西的窑台大约占去一亩地，而村北的窑台还要更大一些，两个窑台的高处离地面均有三丈左右。

孩提时期只是常常把窑台作为玩耍的地方。高高的窑台就像平原上的小山包，粗糙的表层上长满了荒草、野树。冬天，枯萎的衰草和干瘦的酸枣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春暖花开，草儿青了，花儿开了，酸枣树又抽出了嫩芽。夏天的窑台最好玩，倘若是傍晚，站在窑台上，任微风习习，不富裕的日子也是那么惬意美好！

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有的叔叔大爷劳动间隙靠在窑台的边沿小歇，还有人把羊赶上窑台放牧。

一个特殊的时候，窑台突然重要起来。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一个夏天，村前的阳河一改多年的温顺，浪花翻滚、激流咆哮，大有破堤而出的气势。村子里的人们商议，杨河一旦决口，窑台就是老人、孩子们首选的避难地。好在阳河最终没有决口，窑台没有派上用场。

陶业是村子的生命。也许我们的祖宗从大槐树下迁徙而来的时候，就带来了这门手艺。全村人凭着这门手艺养家度日。烧制陶器的过程中，那些破损的盆盆罐罐碎片，就被丢弃到窑台，就那么一点点、一年年，堆积而成两个偌大的窑台。

窑屋

小时候喜欢去窑屋玩，总觉得那是个充满温暖的地方。

清晨，可以用窑屋里的热水洗把脸；傍晚，帮着把晾晒的窑货收进屋，提留个小盆小罐本来好玩，再被窑匠们夸上几句，心里更美滋滋的。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地人进村子找个窑屋不困难，一来村子里的窑屋有若干处，二来窑屋有显着的标志。虽然都是农家院里很常见的草房，但窑屋的门口多用土胚加窄，窗口也堵得只留一个小洞。那是为了春天保湿、冬日保暖，易于自然风干，减少破损。多数窑屋还在门外左右两侧靠墙修筑了平整、向阳的斜坡，风和日丽的日子，斜坡上晾晒着窑匠们做好的窑货。

窑屋创造着财富，生产着快乐，更充满了辛劳。

去窑屋玩，常常看着旋转的轮盘上一截截泥条，在匠人灵巧的手下极快地变化着，拔高、鼓肚、抹沿。轮盘每一次停顿，就有一个盆或者一个罐还是别的什么，被蹬轮的人端了出去，进入晾晒的下一道工序。

有时候，匠人们也会插空干点私活。淤泥圆球的表面刻制花纹，空心内里装进几粒泥丸，烧熟之后用铁丝穿进对称的预留孔，牵着走在路上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这就是孩子们喜欢的“响蛋”。空心的小鸟，吹起来咕咕有声，人们把这种玩具叫做“咕咕莎”。除了小玩具，匠人们还会做砚台、“火烧”模具、旱烟盆之类的家什。当然，还有更精细一些的。我记得伯父曾经把一个没完工的燎酒用具带回家，那是一只被掏空肚腹、大开天窗的青蛙，在背的边沿处蹲着三只小青蛙，这种精细的小玩意儿要用硬一些的淤泥仔细雕刻，成型之后还要打磨一番。

时代变，窑屋也在变。上世纪五十年代，村子里的窑屋最具活力。集体化之后，陶业只不过是村里的副业生产。改革开放之后，群众生活水平一步一层楼，多少年来居家过日子必不可少的泥盆泥罐渐渐被淘汰，村子里越来越多的人走出窑屋，干建筑、贩青菜、办工厂，找到了更多的赚钱门路。

如今在村子里寻个窑屋已是不易。仅存几户烧窑的作坊，无一例外的是中年夫妻店，烧制的窑货也不过是些单调、粗陋的花盆、鸡食盆。尽管旋转的轮盘用上了电动机，劳动强度明显降低，可我还是没听说谁家的孩子在学习做窑屋的匠人。

窑货

这个村子烧的窑货曾经远近闻名。

所以闻名，所以源源不断，是因为窑货做得好、烧得好，好到曾经可以作为礼品送人。三十多年前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之后，还选了几套精致的花盆和乌盆送朋友、送同事。那乌盆经过特别的打磨，烧成之后乌亮光滑，洗菜、和面绝不剌手。

此外，窑货品种也相当多。有些匠人做的鱼缸非常精致，表面有或刻或塑而成的漂亮花纹，缸中睡莲之下几尾金鱼游荡其中；又因为泥陶有一定的透气性，所以很适合水草生长和鱼类生存。除了前面提到的砚台、“火烧”模具、旱烟盆，常见的还有饭罐、坐墩、水缸、面瓮等等一些日常家什，这么说吧，只要想到的，匠人们就能做出来。

在我们四围八庄，只要有集市就有窑货摊。我常常在集市上遇到村子里卖窑货的叔叔大爷还有爷爷辈的人，手里拿着小木棒，把盆罐敲得叮当响，吸引赶集人的目光。

因了卖窑货，村里就多了一些故事，说谁谁卖窑货早起得太早“招档”，推着小车转了半宿天亮了才发现是在坟园盘里；谁谁赶远路卖了一天窑货回来走不动，离家二里路安营扎寨了；谁谁卖窑货遇到个好心人拜了干兄弟又成了儿女亲家……

如今，窑台没有了，窑屋不见了，那些熟悉的泥陶制品也难见了，可谁说这不是社会的进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