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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作者: 葛林浩2016/11/14亲情散文

我的父亲葛京元,1924年出生在山东掖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学过工,当过兵,做过农民,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艰辛。

父亲天资聪慧,九岁时爷爷送他到当地的私塾学习,由于家庭困难,只上了二年就辍学回家随爷爷务农了。父亲常瞒着祖父,偷偷地在学校窗下听老师讲课,靠自学成了村中不多的文化人。父亲十六岁那年,祖父托人将他带到大连一家木器厂当学徒工。来大连的第二年,父亲在拆一处旧房子时,脚受伤化脓感染。狠心的老板见父亲失去了劳动能力,竟把父亲撵出了工厂。父亲拖着一条流脓的腿,忍着巨痛,沿街乞讨,亏了几个同乡送父亲去医院才治好了腿伤。治病借了很多钱,为还债,父亲又到一家店铺打工,任务是负责送货。有一天晚上天很黑,父亲摸黑送货时误入鬼子禁区,被抓到了日本宪兵队。鬼子怀疑父亲是抗日分子,对父亲严刑拷打,又是好心的同乡作保才将父亲救了出来。从此,父亲恨透了鬼子,他联系工友程义建回家乡找部队打鬼子,就这样他俩到驻扎在掖南的“十三区”(国民党杂牌部队)当了兵。但这支队伍并不抗日,只会欺压老百姓。在父亲当兵不久,部队遭遇了鬼子的队伍,仅打了一仗便溃不成军。在这次战斗中,程义建牺牲了,父亲被俘。父亲因不愿当伪军,逃跑未成被捉回投进了监狱。在狱中父亲遭受过伪军团长毒打,为此父亲身上、头上留下了多处伤疤。三个月后,祖父卖了八亩地,将父亲赎回了家。回村后,父亲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担任了村民兵指导员。父亲带领这支队伍,积极组织生产,为八路军筹集军粮,配合三区地方武装,开展对日伪军的反扫荡,多次带领民兵协同参加攻打日伪据点的战斗。

日本投降后,1946年,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重点进攻延安和山东解放区。父亲又跟着共产党参加了保卫和平,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战斗。这时父亲担任村自卫团长,我党组织鲁南、莱芜等战役时,作为后方的掖县成立了支前大队,由三区区长周春任大队长,父亲担任大队长助理。当时正值天寒地冻的冬季,支前民工冒着刺骨寒风和敌机狂轰滥炸,牵着毛驴,拉着板车,抬着担架向前线运送弹药粮食,向后方运送伤员。在支前的路上,个别民工对来势汹汹的蒋军产生畏惧悲观情绪,甚至出现开小差现象,为胜利完成支前任务,父亲利用是乡亲、街坊的有利条件,协助周区长耐心做民工思想工作,宣传共产党解放军必胜的信念。在行进中唱京剧,讲笑话,以此鼓舞民工的士气。就在父亲支前的途中我出生了,得到喜讯后,父亲开玩笑说:“好啊,我们得了一发‘大炮弹’,投向‘蒋该死’,准砸他个稀巴烂!”因父亲的一句玩笑话,“炮弹”成了我的一个别名。大队长周春在一次敌机的轰炸时牺牲了,周春牺牲后父亲独自一人带领民工圆满完成了支前任务,为鲁南战役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役结束后,父亲被授予支前模范光荣称号,并颁发了由陈毅、粟裕签名的奖状。

1959年在绝大多数村民投票选举父亲继续任生产队长时,有人向公社举报父亲是个“兵痞”。我至今记得父亲深夜在煤油灯下向公社领导写申诉信的情形,但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申诉当然无济于事,公社还是撤了父亲的生产队长职务。而这时家中的变故不断,祖母患中毒性痢疾去世了,爷爷患心脏病50多岁常年卧床不起,接着三叔患了黑热病全身浮肿,骨瘦如柴,父亲用小木车推着爷爷、叔叔走上了求医之路。什么掖城、100多里外的平度县医院都去过。当时由于医疗水平低,始终诊断不清,病情在不断恶化。有些好心的邻居劝父亲不要给他们治了,但父亲却从不言放弃,横下一条心给他们治病。家中没钱,先是变卖了我母亲的嫁妆、首饰,去街坊邻居、亲戚中借钱为亲人治病。为此,我家已是债台高筑。生活中往往是“祸不单行”,刚刚为叔叔治好病,二弟三弟又相继患了骨结核。在当地卫生所三弟的病治愈了,二弟的病却是久治不愈,父亲又用小推车推着二弟走上了求医之路。

家中常年有病人,再加孩子多,没有劳力,母亲也同男人一样下田间劳动,我在星期日、假期里也参加生产队劳动,帮父母挣点工分,大妹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回家务农,就这样,我家挣的工分还是不够分粮食的钱。家里分的口粮不但比别人家少,年底生产队结算分红时,我家不但分不到现金,倒还要欠生产队里的钱。那时家中总是要缺多半年的口粮,以糠拌野菜裹腹是很平常的事。母亲喂的几只鸡下的蛋不舍得吃,拿到集上卖了换点零化钱,一年中如果能喂出一头猪,这是家中最大的经济收入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我家最为困难时期,为了脱贫,父亲就在我家刚分到的自留地上动脑筋。这块自留地土改前实际上就是我家祖地,它南靠山坡,北邻小河。父亲在山坡上种植了桃、杏树、山楂、梨树,足足有百十棵。由于靠河,夏天河水涨时,自留地里种的蔬菜、庄稼常常被水淹了,往往是颗粒无收。为了解决水灾问题,父亲决定在靠河的一面修一个拦水坝。白天父亲要参加生产队劳动,他就三更天起床,摸黑到河滩上拣石头,彻石头。就这样用了二个月的

时间,硬是垒起了一座约长100米的拦水坝,从此我家的自留地彻底解决了水患。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农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开展多种经营,至此父亲开始走上了致富之路。当时县外贸扶贫工作队来我们村宣传推广饲养土耳其长毛兔,这种兔毛能出口到国外,有较高的经济效益。父亲经过认真分析后认为,养兔成本低,兔毛国家直接收购,不愁销路,这是快速致富的极好机会。于是父亲在村中第一个报名饲养长毛兔,工作队无偿送了4只种兔。父亲既当瓦工又当木工自力更生建造兔舍,在自家的院内及大门里的过道两旁,盖起了一排排的兔舍。没有钱买饲料,他就发动全家男女老少齐出动,到田间山沟采集野菜杂草。父亲还购买书籍,自学养殖知识,实行科学喂养。经过努力,兔子的数量由最初的4只发展到数百只兔子,最多时近千只。通过卖种兔和向收购站卖兔毛,很快就成了全县农村为数不多的万元户,一举摘掉多年来压在他头上的“贫困帽子”。有了钱,父亲盖了新房,给二弟治好了病,给三弟成了家。父亲成了远近闻名的“养兔大王”,一时间来我家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父亲总是热情接待,毫无保留向来参观学习的群众传授养兔经验,向穷苦乡亲无偿赠送种兔。父亲还多次到掖县及烟台市组织的大会上介绍致富经验,党和政府给了父亲很多荣誉,被评为县劳动模范、勤劳致富标兵。父亲披红戴花参加了县劳模大会,县委书记亲自为父亲授奖。在改革开放的早期,父亲响应党的号召,靠他的智慧、勤劳,成为掖县首批勤劳致富的带头人。

父亲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实际上,父亲的壮年及步入老年的初期,一直忍受着疾病和贫穷的双重折磨,可以说是贫病交加。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常搞修水库、修路等公益事业,父亲都是积极走在前头,那时多去几十多里外的工地,吃住在工地上。在严寒的冬天,父亲只盖着一床破毯子过夜,常年的劳累、生活的艰辛使他在四十多岁就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扩张性心肌病)。但父亲并没有被生活的磨难所吓倒,而是始终抱着乐观的生活状态。他常说“困难并可怕,可怕的是悲观失望就会失去生活的勇气,也就很难战胜困难”。在最艰苦的年代里,父亲从未在家中表现出愁眉苦脸样子,总是乐呵呵的,田间地头常常传来父亲的歌声。父亲是农村的文艺骨干,他自编自导过快板剧,擅长京剧。在冬闲时月和春节期间,父亲组织农村业余剧团到乡村巡回演出,为穷苦的乡亲送去欢乐。父亲心灵手巧,为了谋生,不光农活做的好,而且会很多手艺,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瓦工,也是个石匠,同时还会木工活。我们村庄北头的胜利石桥是他设计和主持建造的,连桥头上的“胜利桥”几个大字都是他雕刻的。

转眼间父亲已离开我们十五个年头了,而我也由壮年步入了老年。但每当想起他老人家的时候,父亲在那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为赶走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奋勇向前的身影便清晰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始终忘不了父亲是如何在别人歧视的眼光里含辛茹苦地支撑着大小十口人的家庭;我始终忘不了父亲是如何用惊人的耐性和孝心,悉心照料常年患病卧床不起的爷爷,穷尽一切为胞弟、儿子治病,抚育着不谙世事的六个孩子;更让我不能忘怀的是父亲面对一次次人生失败那从不言败,永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作为一个农民他又是伟大的。父亲那追求光明、爱憎分明、宽厚待人的品德,对困难永不低头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始终在激励着他的儿孙们。

遥祝天国里的父亲永享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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