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忆过年食鱼事

过年了，年夜饭的餐桌上，几乎家家都会吃鱼。鱼与“余”谐音，寓意年年有余，有余钱有余粮，谁人不喜欢？我的老家在闽南小县城，记得小时候，每次过年，我祖母总会掏一两毛钱，叫我到新华书店买一张画面有鱼的传统年画，在家里贴上年年有余（鱼）的年画，既表达欢庆之情，又期盼来年吉利。

改革开放前的过年，一两斤普通的冻带鱼也得按人口凭票定量供应。过年时，为了买到几斤鱼，人们得冒着瑟瑟寒风，手攥鱼票争先恐后去排队，有时一站就是一两个钟头。记得15岁那年除夕，20多里外有个生产队集体鱼塘要捉鱼，老爸打听到消息，连忙叫我骑上自行车，去找他的好友（生产队长）求买几条鱼过年，家里人盼候着我的佳音，有的磨刀，有的洗锅，准备烹鱼。领着重要任务的我，高兴的哼唱着革命歌曲，奔驰在乡间小路上，不料袋中大鱼挣扎滚动，我一时刹车不稳，连人带车掉到路边小水塘。人受点风寒不要紧，最糟糕的是几条鱼竟溜之大吉。当晚全家人围着炭炉直叹气，显然对我没把“食事”办实感到失望。

在温饱问题困扰人们的年代，吃鱼成了老百姓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人们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表达对鱼的热切追求。但是，这种起码的愿望往往得不到满足。那时，流传一则笑话，说是有户穷苦人家，过年时好不容易买了条鱼。因为鱼太小不够分，家中主妇就把鱼放入食盐腌成咸鱼，挂在窗户边。妈妈意味深长对孩子们说：“孩子们，咱家穷，你们吃饭想吃鱼，就看上一眼。”一天，二儿子向妈妈报告：“妈，哥多看了一眼，还用手摸了鱼！”当妈的听了很生气，怒斥老大：“你这当哥的不带好头，不怕鱼咸死你！”我想，这个充满辛酸的笑话显然有水分，但它却用独特的表现形式反映出当时吃鱼多么不容易！

在“越穷越是社会主义”的那个年代，谁敢到海边垂钓就是“资产阶级方式”。谁敢私下买卖渔货，就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免不了进学习班“洗脑”。我表叔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那年头过年穷得买不起鱼，看着几个小鸟般嗷嗷待哺的小孩，他几次利用工隙偷偷去“讨小海”，邻居闻到鱼香，就向大队干部密报，结果表叔被“请”进学习班批斗了半个月，除夕也不能回家过年。

计划经济年代，渔业生产与商品流通没能对接好，制约着人们卖鱼与吃鱼。1974年，我到浙江省舟山协助渔业电台工作。出发前，家里人千叮万嘱，要我过年回家时设法买些鱼回来。那时提倡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和同伴像当年部队行军似的，各带上一个大背包和日常用品，千里之行，无不感到添个累赘。那时我住在一个叫嵊山的小渔岛，当地水产资源丰富，但因交通不便，销路不畅，每户渔家都积存好多鱼干。鳗鱼干、墨鱼干售价仅每公斤两块钱左右。我回家时便把买来的十多公斤鱼干卷入背包，千里迢迢带回家。回到家，我像立了大功似的，受到全家人的隆重欢迎，这一年除夕的年夜饭也显得格外丰盛。

改革开放以后，多数家庭的电冰箱逐渐在扩容，过年时鱼虾塞得满满，没有什么想尝而尝不到的鱼。记得去年除夕，年夜饭的餐桌上有一盘清蒸大鱿鱼，我正要动筷，孩子见了做了个暂停的手势，把我喝住：“爸，鱿鱼胆固醇含量高，您就住手吧。”另有一盘红烧石斑鱼，仅吃了一半多点，孩子端着要往泔水桶倒，我委实感到可惜。孩子说：“爸，现在是天天有余（鱼）了，残羹剩菜就不要吧。”是啊，今非昔比，老百姓传统观念中的年鱼已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