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家

母亲一辈子守护着土地，也守护着乡下的那个家。我在城里，住房现在略有宽松，总想接母亲来城居住，可母亲就是不来，说来了帮不上忙还给你添乱。每当她说到此处，我心里总有一股酸楚和内疚。

小时候家里很穷，口粮十分紧张，老是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父亲在城里工作，月收入只有三十八元钱，除生活开销外，还要寄钱养活老祖母，爷爷、母亲及我们姊妹四人。那时，路边的萝卜，树上的柿子，生产队地里的青豌豆、红苕，未成熟的玉米，都是我们家的果腹之食。有年初春，正饿得心慌，母亲为了挖到糊口的野菜，天未亮就提着竹篮，拿着剜菜刀，跑到门前的深沟里四处寻找，一不留神，踩落了悬崖边的石块，掉进了几十米的深沟里，摔断了胳膊，鲜血染红了衣衫，母亲不知忍着多少疼、多少痛，使尽了全身力气，却没能爬出深沟，便晕倒在深沟里，等到被乡亲们救起，已是中午时分。母亲很刚强，她不言痛苦，在城里经过几天的医治，病未痊愈，又回到外婆家背回了一大筐红苕，回家后立即蒸煮，好让我们填饱肚子。我们姊妹就像小鸟一样，看见母亲从外边回来，总是跟在后面，帮着拖着她背的那个大筐子，又扶她坐在小板凳上，围在她的身边。有时母亲很忙，我们与她交谈，问这问那，天南海北，山上山下，村前岭后的事情，母亲都做以回答，我们有时高兴地跳喊起来，问多了她便大声地说：“去学习去，长大学好本领，就不会饿肚子。”我们记住她的话，但跑起来什么都忘了，有时饿得肚子发慌，四个人分吃两个馍，背着书包去上学。母亲看着我们在饥饿里茫然无知的样子，有时眼泪直往肚子里咽。

小时候我身体不好，走路时常摔倒在路边，母亲多次求医，医生说是饿的，营养不良，开药没用，若要继续下去，很难保住性命，母亲急在心中，多次问爷爷能否想想别的方法，好让我不再挨饿。爷爷最终想出办法，借了山下富裕人家的玉米，来年还人家小麦，而后将磨面剩下的玉米皮在集市上兑换成小麦皮，好让我们充饥保命。这样的日子我们在艰难中度过了五个年头，据说爷爷这一招在那个艰难的年月被四村八邻不少人家采纳。

母亲常对我们说：“活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啊！”那时，常见母亲为我们姊妹一针一针，缝衣到了后半夜。她从来没有说过一个累字，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她说：“以后有出息该多好啊！”我曾经安慰母亲说“长大后一定要将最好吃的献给您”。母亲笑了，笑得两眼泪花。

母亲热爱自己的土地，更热爱自己的老家。有年春节我接她来西安过年小住，说好住上两三个月，可过了不到三天，她就提出要回家，回自己的乡下老屋，说在这里她住不惯，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方便。我和爱人苦苦挽留，这倒让她老人家老泪纵横，哭个不停。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是送她回到了老家。

我家住在秦岭脚下，母亲说吃惯了自家蒸的馍，喝惯了村头的泉水。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次父亲单位的汽车路过代王镇，父亲搭了便车回了趟家，母亲做了顿苞谷糁面，端上刚出锅的豆面馍，热腾腾、香喷喷的。司机师傅说：“真香、真香，一定是山中的水好。”那天，司机走的时候，母亲夹了三个辣子馍，父亲递给司机师傅路上吃。二十多年后，我在西安城的桃园路见到那位司机师傅，他依然记得那年那月那顿令人难忘的饭菜。

母亲已经七十五岁了，身体依旧硬朗，家里家外还是忙个不停。有时，我劝她不要再下地干活，反遭到她一顿训斥。她是闲不住的人，一有时间，就拿着锄头，到地头种豆、锄草、栽树、补苗，说实在的，她已干不了多少活，但只要是到地里看看转转，跑跑走走，她的心里就踏实。土地是母亲的根，是母亲的情，也是母亲深深的爱。

母亲没有看过报纸，她识字很少，但她每天都在听广播、看电视，了解国内外大事，也常与孙子交谈，她要大家多学习，做好事，讲奉献，守法纪。有时我回家，听母亲谈话，她好像也在与时俱进。母亲关心子孙的成长，关注外面的世界，她始终热爱着土地，热爱着自己大山里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