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吃派饭

朋友们看了这个题目，或许会有些懵怔。“派饭”是个什么饭啊？它是美味佳肴呢，还是山珍海味呢？你为什么想吃派饭？实话实说，这种饭按现在的标准来衡量，既无太多营养，也不怎么有味道，很多时候甚至吃不饱，即便如此，我还是时常想起它，一想起吃派饭的情形心里就特别地激动。若要用文字给它定义一下，还真难以说得明白，如表述不准，反倒会使年轻朋友们感到费解。如果那样，倒不如看了我这篇短文来得明白些。

大凡看过陈忠实先生《白鹿原》的朋友们一定记得，1929年关中大旱，酿成了民国十八年年馑，城乡遍野饿殍卧道。政府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在旷野里支起大锅，熬粥济日，这就叫做舍饭。回想起我当年吃派饭就有点像吃舍饭的味道。当然，我的那种饥饿倒还没有像灾民一样威胁到生命。但是，七八岁的小孩是绝对没有资格，更没有能力去吃派饭的。我之所以能够吃得上派饭，完全依赖于驻村干部带来的机遇和母亲给予的施舍。

我在农村生活的时间不长，对家乡的印象也不深，可“驻村干部”却是个永远抹不去的记忆。记得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年，春节过后不久，来到我们村里帮助春耕生产的驻队干部张叔叔和刘阿姨到我家吃派饭。母亲把平时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鸡蛋小心翼翼地从房梁上的吊笼里取下来，给两个干部每人做了两只荷包蛋。我趴在锅台上，闻着那香喷喷的气味直流口水，眼睛死死地盯着锅里的四只鸡蛋。可妈妈根本无视我的存在，麻利地从锅里捞起鸡蛋分了两碗，撒了一点葱花还滴了几滴香油，就端给了坐在灶台旁的张叔叔和刘阿姨。我“绝望”地望着妈妈……然而，这所有的一切没逃过刘阿姨的眼睛。她爱怜地一把搂过我：“孩子正长身体呢，给孩子吃吧！”妈妈赶忙说：“这可使不得！这是派饭，是你们干部吃的饭，他个小孩儿咋能吃呢？”我也趁机挣脱了阿姨的手，知趣地躲到一边去了。突然，妈妈好像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满脸愧疚地说：“看我这记性，还真忘了件事情！”话音未落，她便又把吊笼里仅剩的一只鸡蛋拿了出来，很快做了一只荷包蛋给我。看着叔叔阿姨好奇的目光，妈妈这才说：“今天是我儿子八岁的生日，差点儿给忘了！”叔叔阿姨这才恍然大悟，把他们的荷包蛋分别给我拨了一只。登时，我的碗里有了三只细滑白嫩的泛着蛋黄儿的荷包蛋啊。妈妈站在一旁微笑着也没有阻拦，我也就不客气，狼吞虎咽了起来……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在物资极度匮乏的那个年月，三只荷包蛋绝对称得上是一顿饕餮大餐了。每每回想起来，那个生日是我生命之旅中最难忘、也最幸福的一个生日。第二年，母亲便因故去世了，从此以后，连我都记不住自己的生日了，更何况别人呢！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专门过过一次生日。也是从那次以后，我便有了想吃派饭的情结，这个情结注定要伴我终生！

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吃派饭”有了更深的了解。其实就是各级党和政府不定期把机关干部下派到农村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旨在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改变人们的思维观念，帮助他们科学种田，增产增收。而这些干部们进了村，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去自己做饭吃，村干部便把他们分派到农户家中轮流吃饭。

我的家乡地处关中西部，自然条件不好，加之连年干旱，在七十年代初期极其穷困，人们常常食不果腹。但追溯一下这块土地的历史，我蓦然发现，父老乡亲们与生俱来的正直善良淳朴，是深受周原文化影响的。村民们平时以高粱玉米为主打粮食，可一旦轮到谁家做派饭了，他们就会就毫不吝啬地把舍不得吃的小麦、白面拿出来，做成各种各样十分诱人的精美面食，诸如手擀面、蒸面皮、花花馍等等。如果再能上点档次的话，那便是鸡蛋了，像煮鸡蛋、炒鸡蛋、荷包蛋等等。他们那种厚道与大方中沉淀的是一种人性的美！驻村干部们则被要求，无论职务高低、生活习惯如何，均不得成立食堂，须到农户家中吃饭，不得挑剔饭菜质量，客随主便，并且要按一定标准清伙食费。

我喜欢吃派饭，不仅仅是因为派饭比平时的饭好吃，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每次派饭过后不久，妈妈都会给我买一摞作业本和一把铅笔，间或还能买上一两本连环画小人书呢。我知道，这都是用驻村的叔叔阿姨们付的伙食费给我买的。

成人以后，我也成了一名国家干部，可我没有机会像当年的那些叔叔阿姨们一样能到农村驻队，去帮助那些淳朴厚道的养育了我的乡亲们，但我从来不曾淡化对农村、对农民的浓浓的情感。当年那些驻队干部们可亲可敬的形象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他们无疑是我做人做事永恒的榜样。

不记得是哪位哲人了，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岁月是什么？岁月是用来回忆的资本！真的，每每想起派饭，我就想起了那段艰辛但又幸福，短暂但很快乐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