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正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读书。一个周日回家，适逢家中来了一对父母亲的客人。当时我躺在里间的大木床上看书。这时，一个磁性的男中音在外屋响起，父母亲也十分客气地迎合着。那个男中音说话时，唇齿间带着一种细碎的南方口音。渐渐地，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是开始了一次口若悬河的演讲。

演讲的大意是，“男中音”去参与了一次无论对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对他个人来说都是久违的外事活动。在这次高规格的外事活动中，当“男中音”听到他同样是久违了的俄语时，感到了极度的荡气回肠、心旷神怡。

不知不觉中，我开始仔细地、认真地听起了外屋的谈话。通过谈话我获悉，“男中音”大学时代主修的专业是俄语。

但究竟是什么样的迷恋，竟能让这个人达到如痴如醉的境地？

好奇心驱使我轻轻地坐起身来，来到里外间相通的门口，悄悄撩开悬垂的珠帘向外看去，原来是一位面庞白皙清瘦、颇有些玉树临风的青年，旁边是他的夫人，安静地聆听他高谈阔论。他们俩一同坐在我家木头餐桌旁的木椅子上；我的父母，则坐在两把白色的藤椅上，不时地颔首微笑，看来他们非常欣赏这位青年。

后来，我知道了这位青年就是父母经常提起的那个陈孝英，是他们所在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同事、文学研究所的青年才俊。

再后来，我更知道了，一个人，对一种语言的迷恋，其实是植根在对那种语言所承载起的文学、艺术等文化形态迷恋的基础之上的。

曾经，穿上了一条人造棉的、上面缀满着细碎花朵的连衣裙，母亲说，这条裙子叫“布拉吉”，源自俄语。这条“布拉吉”，腰身收束，裙裾摆幅很大，悬垂感很强，穿上身，既婀娜，又飘逸。

曾经，父母“下放”前，卖掉了一架子车又一架子车的书，留在书架上、书柜中的，是于我如珍宝一般的苏联与俄罗斯文学：《叶甫盖尼·奥涅金》、《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普通一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复活》、《战争与和平》、《罪与罚》、《樱桃园》，以及《静静的顿河》……

曾经，一个个夏日的傍晚，树阴下、花丛中、小河边、谷垛旁，我和我的女伴们吟唱着《草原》、《红莓花儿开》、《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太阳慢慢落山，微风徐徐吹来，花香阵阵，一片清凉。

曾经，无数次相聚的休息日与午后，伙伴们都是在吟诵着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蒲宁、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中度过；激动之时，大家开始讨论起冰天雪地中的莫斯科保卫战、狙击手屡立奇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还有列宁格勒的围困、库尔斯克的钢铁绞杀、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台与潜艇，以及无名烈士墓前的长明火。一个个经典的战役，一幅幅令人热血沸腾的图景，陪伴着我们许多、许多年……

这种长达半个世纪的回眸，是在涅瓦大街，在涅瓦河波罗的海入海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故居，在十二月党人广场，在无名烈士墓前无法抑制的哭泣、流泪；是自己的心灵对宏大华美、充满着宽厚包容悲悯之心的俄罗斯文学的回报。

这样长达半个世纪的回眸，使得我与孝英老师的视线，不可避免地相逢在了一起。

这样的相逢，使我们找到了那么多共同喜爱的话题、共同追慕的情调、共同陶醉的色彩，与共同如痴如醉的精神家园。

暮春初夏的5月，当孝英老师的新着《我遥远而亲近的俄罗斯》的清样呈现在我面前时，我无法抑制心头的惊喜。当晚彻夜不眠，将它从头至尾通读了一遍。窗外夏雨霖铃，我一页页地翻阅着书稿，思绪也打开了回忆的闸门，半个世纪的回眸，如同电影镜头一般，一幕幕地在眼前闪现。一个久久萦绕于心头的谜团终于得到破解：我面前这位俄苏文学翻译家和研究者，是怎样实现华丽转身，成为中国喜剧美学大厦的奠基者的？构建和支撑这座宏伟大厦的基石究竟是什么？他们——孝英老师和喜剧美学，究竟是靠什么完成这一神奇的越境“喜相逢”的？感谢《我遥远而亲近的俄罗斯》给了我一把解密的钥匙。

《我遥远而亲近的俄罗斯》，或记录了令人心醉神迷的跨国度相逢，或定格了让人肝肠寸断的跨时空相望，历史和文化交汇在人性的高地，将瞬间铸成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