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多少事 渔唱起三更

陈与义的《临江仙·夜登小阁 忆洛中旧游》是靖康之难后写出来的，他内心的一种沉重一直无法释怀：“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明天。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其实，这一类伤今怀古的诗词在古典中实在太多了，既如《三国演义》开篇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都是传诵不休的名句了，而我独赏陈与义，是因为词中“吹笛”、“渔唱”传递出来的余音，让人回味再三。有时候，历史在谈笑和咏叹中是意犹未尽的，而一旦进入了音乐，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才会淋漓尽致地被烘托出来。

音乐的力量，任何时候都不容小觑，看升国旗，听奏国歌，是大多数人都有过的经历，音乐起时那一种血脉贲张的感觉，想必难以忘记。我想，这与我们听到共和国的国歌，马上会想起那一段悲壮的、可歌可泣的历史有关——我们的国歌诞生于民族危亡、战火纷飞、前仆后继的年代。

古人重视“审音知政，观风变俗”，一个礼，一个乐，事关治国大事，非大德不能为。“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在古人的治国理念中，乐太重要了。

音乐的落后，直接代表文明的落后。秦国直到战国晚期，还是“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所以中原国家十分看不起它，又因为秦的强军，被称为“虎狼之国”，而中原国家流行《雅》《颂》之音，“《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

古人以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家国是什么？不就是人心吗？司马迁在《史记·乐书》里说：“声音之道与政通；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

民间说到盛世，言必称大唐，其实，“贞观之治”时，太宗所愿，不过是“长安米价不贵，边鄙无事。”玄宗时物质才开始繁荣起来，这也可以从音乐方面体现出来。元稹有一首《连昌宫词》，有“贺老琵琶定场屋，力士传呼觅念奴”之句，玄宗摆酒，因没有音乐，下面就喧哗起来，玄宗便让高力士上楼大呼：“准备叫念奴唱歌，二十五郎吹小管，大家觉得如何？”可是到处找念奴不到，原来她正与情郎约会，找到以后匆匆打扮就“飞上九天歌一声”了。念奴唱的是《凉州》《龟兹》等曲。还有一个叫李謩的少年，偷听了玄宗夜里新翻的曲子，第二天就在市井里吹奏了。天宝年间一位有名的歌手叫何满，歌能宛转，因犯事陷于囹圄中，一次玄宗听到梨园弟子唱他的歌，很爱听，就免了他的刑。

安史之乱后，哀怨之音渐多。白居易《琵琶行》里商人妇所弹之曲“初为《霓裳》后《绿腰》（六么）”，曾被渔阳鼙鼓所惊破的《霓裳羽衣舞》，仍然带着乱离人的记忆。

至于亡国之音，不得不提桑间濮上了。郑玄说：濮水之上，地有桑间，在濮阳南。张守节讲过一个传说：殷纣生活奢糜，让一个叫延的乐师作长夜靡靡之乐，以致亡国。武王伐纣时，师延带着乐器投入濮水。后来晋国的一个乐师涓夜过濮水，闻水中隐隐乐声，听而记之，回国后奏给晋平公听。师旷是当时最有名的乐师，他听后说：“这可是亡国之音啊，一定是从桑间濮上得来的，纣就因为这曲子亡了。”可平公很想听，求师旷说：“我老了，所爱好的无非音乐，就为我演奏一下好吗？”师旷被他磨不过，试着援琴而鼓之，不料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雨随之，飞廊瓦，左右皆奔走。吓得平公伏在地上不敢抬头。此后，晋国大旱三年。

这当然只是个传说，但被司马迁写入《史记》，可见他所持的“夫乐不可妄兴也”的观念。

南唐亡国多年，李煜无限伤感地写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杜牧的客船夜泊于秦淮河边，忽听对岸有扬州歌女，唱起《玉树后庭花》来，而这一带恰好是陈朝故地，一时感慨颇深，以“商女不知亡国恨”为叹。《旧唐书·音乐志》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

陈与义是宋人，后来南宋偏安江南，一时沉醉于“西湖歌舞”，竟亡于音乐水平大致仍停留于“击瓮叩缶，弹筝搏髀”的元人之手，不知亡国之后，还有人“吹笛”到天明否？三更渔唱里，又有多少兴亡的教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