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上世纪的父亲
参加工作那年，正值元江暑意大消、天气凉爽之时，父亲却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深爱的、爱他的妻子和众多的儿孙们。
父亲似乎是为了完成他人生的最后一项使命：硬是依靠微薄的退休工资供他的小儿子——我，念完大学，才悄然离去。那天是我工作的第七天，1996年8月31日。父亲永远闭上了那双看山水自然、世间变化看了81年的眼睛，永远停歇了不知走过多少路的那双脚。
我完全没有机会用工作的薪金来尽一点儿子的孝心，哪怕是用我的工资买一件衣服、一斤糖果给父亲，反哺对他的爱。或许是父亲根本不用也不需要我的感恩，或许是父亲不想给我带来过多的负担，他没坚持到我发第一个月工资的日子，就悄悄走了，这事让我15年来一直感到很内疚和遗憾，我知道父亲绝不会埋怨他最小的儿子，其实他早已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不会在乎我对他的反哺之情。但一想起这事，我都要留下很多的眼泪。
记得我背上行囊准备去乡镇工作的单位报到那天，我走向父亲的病床与他简单地道一声：“啊爸爸，我要走了。”他用微弱缓慢的语音问我：“不回来了吗？”我回答：“回嘛，星期天就会回。”我静静地看着躺在床上的他，没有说话，屋内没有一点声响。随后，我没有去搀扶父亲，他竟独自坐起，用他那苍老干瘪、手指很长的大手慢慢地从身上搜出仅有的一百多元钱，大多是十元面额的，还有些角票，折叠好后递给我，叫我拿去用。我没有接，只是告诉他，我哥已经给过我，你自己留着用。说话时，我的眼睛已噙着泪，鼻子少许有些酸楚。虽已这样，然而由于年轻，那时我根本预感不到是父亲最后的交代，心里只是有点伤感而已。也根本想不到，那天，也就是我第一天上班报到，与父亲告别的场面，竟然是父亲留给我的遗言和最后一面。事后，哥告诉我，我走后，父亲就再也没进一粒米。早知道这样，那天我应该多留下一点时间陪陪他，和他说说话。但等我长大成人明白这种事时，已经来不及了，现在想起这事，我的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今年清明，我没有去上父亲的坟，但我依然怀念我的父亲。到8月31日，就是父亲离开我们整整15年的日子，15年的时间让我更加怀念他。而怀念需要一种仪式，我没有去坟上点香、烧纸钱、敬一杯酒、捧一束花，就用这篇文章来替代缅怀父亲的一种仪式吧。
父亲1915年生，老家在洼垤它吉克村，娶过两个老婆。前位妻子生过三个儿子，而后就病逝，第二任妻子就是我母亲。母亲比父亲小22岁，结婚那年父亲46岁，母亲 24岁，与父亲的第一个儿子同岁，至今我也没有询问母亲为何嫁给比她大那么多的父亲的缘由，我也不想问明，但我相信嫁给父亲母亲心里是愿意的。母亲为父亲生了四个儿子，我是父亲最小的儿子，父亲一共有七个儿子，没有一个女儿。母亲生我那年父亲59岁，父亲已有了孙子，父亲的孙子年龄比我还大，所以我一出生就当上了叔叔，三十岁不到我也当上了爷爷。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一身咔叽布的中山装，不是灰就是蓝或黑色，头上一直戴着蓝或灰色的解放帽，就是现在去丽江会看见纳西族妇女戴的那种帽子，别的地方已很少有人戴它。由于父亲岁数大，背稍微有点躬，但看上去很有精神，和实际年龄相比要显年轻，完全是一副文革题材影视剧中工人师傅的模样。父亲常常带着我出去玩，经常有人指着我问他，是你孙子吧，可父亲却自豪地回答，不，是我的第七个儿子。我耳朵里时常听到认识父亲的人喊父亲“杨老倌”。可在我眼里，父亲一点也不老，父亲70多岁时，还曾要求我们几个兄弟教他学骑单车。父亲要学骑单车，作为十一、二岁少年的我自然兴奋不已，可我的哥哥们哪敢让他学，毕竟父亲已是古稀之人。儿子们的不配合，这事就搁浅了，父亲也没办法。我猜想，不会骑单车，想学又不让学，这或许是父亲的一种遗憾吧。
父亲和我相处的时间不多，在我儿童、少年时期时相对多一点，读中学和大学时我是住在学校里的，父亲和我相处时间就显得很少。由于我俩的岁数相差很大，从小到大，我俩在一块，不知情的外人总把我们当成是爷孙俩。而要说起爷爷那辈，我根本就不可能有爷爷、奶奶的印象。也正因为如此，我感觉父亲愈是更加的慈祥和慈爱，至少比与我同龄的伙伴的父亲更加呵护与疼爱子女。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未戳过我一个手指头，也没骂过我一句，还曾警告我哥他们不准欺负他最小的儿子。然而父亲的维护和疼爱，并没使我变成骄横跋扈或是肆无忌惮的人，我从没让父亲下不了台，也从没让父亲生过气，这点倒没有辜负父亲对我倾斜的爱，不像现在的好多独生子女、学生娃娃，要是父母亲宠着、惯着的话，他或她动怒起来天翻地覆，有些表现则使他们的父母左右为难。
父亲的文化不高，要说他对我有什么谆谆教诲谈不上。但以我现在的性格、兴趣等诸多方面的表现，大多是受他的影响。
父亲平时话不多，而有他的朋友来家里玩时，彝族语言却滔滔不绝，我们听不懂。父亲是用汉语和我们哥几个说话，但交流得少，可对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关心，每当我的考试试卷发下来，父亲和我说话的时间就会增加。这种状况时间一长，次数渐多，无形中让我养成一旦有试卷成绩下来就会向他如实汇报的习惯。成绩好的时候，父亲叫我别骄傲，要虚心；成绩不好时，父亲要我下次多努力哦，赶上好的同学，并没有要求我要考多少分、多少名的内容。这些谈话，现在我能理解父亲只是注重我的学习效果，或是检查我的学习情况而已，并不在乎成绩的排名。所以今天我工作的风格，只要顺利完成或达到预计的目标要求就行，而没有过多的追求和其他，生活上的目标也是如此，这和父亲完全无不关系。
父亲出生的时间对于我来说很遥远，所以父亲的前半生我知之甚少，其实父亲的后半生我们知道的也不多。父亲的岁数比我们大许多，在我们周围生活的与父亲同时代、相识的人几乎没有，所以我们对父亲的身世无法寻觅和追索，父亲的身世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个谜。小时候，父亲不讲述，我们想了解父亲的身世仅是一种奢望。我们年龄尚小，对于大人的事不便多问，也不懂得问。就连母亲也不知父亲年轻时的经历，毕竟母亲没有读过书，而且还比父亲小22岁。
我上中学时稍微懂一点事，知道父亲是一个工路养护人，属于玉溪公路养护总段的退休职工，老国道213线就是父亲工作的地方。这条线路众所周知，山高路陡，弯道层出不穷、接连不断，我开车行驶过老213线几次，如今由于没有公路的护养工作，许多路段已满目疮痍，凹凸不平，行车十分艰难。可以想象出当年父亲的工作是何等的重要和艰辛。现在行走在柏油路上，脑中还时常会闪现出父亲在公路上工作的身影，是铲草、撒柏油、挖沟、砌挡墙，还是……我一点也不清楚，父亲1976年就退休，毕竟那时我才两岁。我母亲说，按照当年的形势，父亲可以先不退休，再等上两年，还可以让我大哥符合年龄后去顶替他的班。可父亲没有这样做，或许他想早一点退休，早一点回家陪我们母子，或许他认为养路工人太辛苦，不忍心我哥去吃苦，所以没有让哥哥去顶替，至今我的哥哥们都在家务农。
记忆中我问过父亲两个问题。一个是解放前父亲是做什么的问题，一个是退休时间的问题。父亲说解放前他在个旧锡矿厂给老板做工，解放后，政府招工人就到公路养护段当了工人；至于父亲为啥在1976年退休，父亲说，由于毛主席老人家逝世，担心世道会变，才申请办理退休手续。之后，我也就没有问过父亲的其它情况，大人的事，一个小孩子也问不了许多，也不懂。
父亲在我眼里，虽说不上是什么能工巧匠，但我觉得父亲至少是一个能人或手艺人。据我所见所知，父亲除了是养路工人外，还做过石匠、篾匠、唢呐手等，这些挺令我佩服，也是我最深的记忆。
父亲退休在家，常被人家邀请去打造石磨和修石磨，就是那种磨豆腐、磨辣椒、磨面的那种石磨，现在大多数年青人恐怕已不知它是以前家庭生活的必用品。我记得非常清楚，小时候，他有时会带着我去做工，有时不带，也许我的跟随会妨碍或影响他的操作吧。活计干完后，雇主会留下父亲吃饭喝酒，还会付少许酬金与父亲。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元江小河底一级电站开工建设，退休后的父亲被水利水电局工程师找去做“引水沟工程”石头施工项目的师傅，任务主要是指导和监督施工。那年因我还没上小学，母亲是城关镇农民，忙于苦“工分”，不能照顾我，所以被父亲顺便带着去“小河底”住了一段时间，具体住了多久我也弄不明白。但印象最深的是去小河底时，父亲是从元江城一路背着我走到洼垤。那时交通不便利，正遇元江河水猛涨，水面宽、水流湍急，江滨“划船寨”村的船工不敢出工，我俩无法乘船渡河，而是绕过江上游的元江大桥到达对岸，这比原来得多走10多公里。记得父亲带着我出城不远，我的脚就被鞋子磨破了皮，父亲发现后，赶紧从背包里取出一条他穿的长裤，用不知哪里弄来的草绳，穿入裤子的裤腿做成一个“背衫”，把我安全结实的绑在了他的背上继续赶路。如今我试着学父亲的手法，想做一个“背衫”，却如何也做不出父亲用他那双与石头打交道的手做出那样安全而又舒适的“背衫”。那时虽然天气很热，可我在父亲的背上看着路两旁火红的凤凰花，不知不觉的进入梦乡。我时醒时睡，当再次醒来的时候已是傍晚，看见父亲已和南巴冲道班的工人坐在一块儿喝酒。当晚，父亲领我在南巴冲道班房过夜，第二天赶路才到达建设小河底一级电站用油毛毡搭起的工棚住下。直到发生一起着火事故，才搬迁至一长排房间排起的有二层的一幢钢筋水泥楼房。
在小河底的那段时日，是我童年最难忘的时光，是父亲给我最快乐的时候，也是父亲陪我最多的时候。没有玩伴，父亲一直带着我，父亲巡查工地时，我在一旁和小草、小鸟说话，与沙堆、卵石做伴，时而与工地上的叔叔们瞎聊、逗乐儿；收工时，父亲带着我返回住处休息吃饭，领着我入睡。本来有食堂的，但是父亲嫌弃食堂的饭菜不合口味，或是担心我的营养，几乎每顿饭父亲都要单独生起灶火，亲自做一两样可口菜。我至今仍记得，父亲做的鱼非常香，非常好吃。因为父亲是位钓鱼高手，而且小河底河就从我们住所旁边缓缓流淌，想吃鱼对父亲来说只是个简单的问题，只要父亲蹲在河畔半小时左右，就会有收获。所以那时我吃过许多父亲钓的鱼、做的鱼，至今让我回味无穷。那时候，父亲的衣服兜里随时都装着钓鱼的工具，就是用竹子削成约10厘米长2厘米宽的两端有叉的扁平竹条，然后绕上鱼线，线上拴上鱼钩、铅坨的那种简单渔具。30年过去了，那时的我仅仅5、6岁，但父亲的音容笑貌，尤其在小河底那会儿发生的许多小事，我依然清楚的记得；父亲走了15年，父亲留给我的只有无尽的思念和美好的回忆。如今元江的“元江之路”发展建设相当不错，想起建设小河底一级电站时也有父亲的身影和贡献，作为元江人和父亲的儿子，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父亲也是一个篾匠。家里的簸箕、篮子、筛子、挑箩、背箩、畜禽笼等竹子材料做的用具，他都能自备材料进行维修和编制。1985年，元江“县庆”五周年时，为了增添节日气氛，在“莲池公园”房屋建筑上装饰、挂置的灯笼、灯箱等竹质物品，父亲都参加过制作。而说起“县庆”，自然想起父亲也是弹奏彝族“三弦”的高手。小时候我常常看见，在宽阔的场地上只要父亲的“三弦”弹奏起，就会有许多人围着他一起跳“烟盒舞”，就像现在的元江民族广场，每天傍晚“彝族协会”会员组织跳的那样，有男有女，手舞足蹈，激情飞扬，好不热闹。1980年，元江民族自治县成立那时，父亲作为民间艺人被邀请到原来的县城灯光球场参加庆祝活动及表演，父亲尽是弹“三弦”、跳彝族舞蹈，气氛十分热烈，我记得父亲在那几天都是表演到深夜才回家。
除了石匠、篾匠，父亲吹唢呐也不一般，父亲吹唢呐是在办丧事的时候。这并不是我在吹嘘父亲的本事，父亲吹唢呐的调子是十分多样和富有变化的，而且曲调比较讲究，什么时候该吹哪种调就吹哪种调。我亲眼看过父亲在棺木旁的表演，他的样子非常投入和专注。父亲也曾与我谈论过吹唢呐的事，他说他不是在吹唢呐，而是在对生者或死者的一种人生述说，要按照丧事的程序一一来述说，以告慰天地之灵。听父亲这么一说，这种事居然还那么有学问，父亲文化不高，但我不得不敬佩父亲的学识以及他在死者身边的镇定、泰然，这完全是对人的生命和灵魂的一种敬畏和虔诚。近几年，我吊唁过好多办丧事的人家，见过有锣、鼓、号之类行头配套的班子，观察聆听他们的表演，但总觉得不如父亲的调子丰富与变化多样，他们吹的唢呐曲调单一，变化不多，规矩习俗也减少了很多，不知他们是为了省事还是不懂。据说他们拿的钱还很多。当年父亲从那种地方回来，带回的钱不多，但总会提着一、二斤左右的一块肉、一瓶酒和一包祭奠的糖等回家，在那个年代，这足以让我们一家人打一餐牙祭。父亲的唢呐技艺曾带过徒弟，徒弟来我家的学习日，父亲不免要手把手地教，他们用彝族语言交流，我不会听父亲的民族语，所以不明白他们说的意思，但那天唢呐悲哀的曲调声自然要在家里响起，这种景象经常引起路过我家门口的行人误会，母亲为这事和父亲生气过好几回。而邻居们对这早已听惯不怪、习以为常。
父亲喜欢喝茶，一般普通的茶。也喜欢喝酒，但在我的印象中从未见过他酒醉的样子。父亲还喜欢抽水烟筒，每天要蹲着“吧嗒”“吧嗒”的抽好几次。小时候，我经常会帮他点烟，对于我的“捣乱”，他会高兴地默许，但是我稚嫩的动作让他“呛过”好几回烟。母亲为了让父亲戒烟曾经摔坏过父亲的好几个烟筒，可每坏一个，第二天父亲会从街上再买回新的，蹲在一旁继续“吧嗒——吧嗒”的抽。父亲的烟是戒不了了，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生病住院，听医生的嘱咐，才不得不断烟。今年我到昆明出差，在逛商店时，突然发现柜台的一角，有一老款银色打火机很眼熟，再仔细一看，竟然是父亲生前用的那种“五星”牌打火机，它在上世纪70、80年代相当流行，现在却很难寻觅，我一见“五星”牌打火机会感到十分的亲切，价钱虽然贵了一点，却欣然地把它买下，我要一直珍藏它，因为有它陪着，感觉就像父亲永远与我们在一起。
我是崇拜父亲的，父亲活了几乎一世纪，说不上传奇，也谈不上伟大，但他的一生，对于我来说是一首长长的叙事诗，充满幻想和迷恋……
父亲的一生很平凡也很淡然，用时下流行的话就是很“淡定”。父亲走时，没能积攒下一丁点儿财富，但可以这么说，七个儿子就是父亲的全部财富，父亲的人生有他自己生活的方向和生命的价值，他是幸福的。从中我也悟出一些道理，在人生旅途中，要学会满足和平淡。
我或多或少要学着父亲走这样的路，不，就应该走这样的路：淡定，一种简单的幸福。
也将继续索寻父亲所走的路，以弥补我人生对他人生的许多无知，或者说是一种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