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写在母亲节

我的妈妈：虽然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却因后来在学校从事报刊收发认得很多字。她18岁时带着外公外婆到厦门大学处理大舅的后事（大舅不是活跃分子，却是文革的牺牲品），20几岁坐火车到北京和原先不太认识的爸爸结婚。妈妈当了很长时间的农民，力气很大（能挑200斤），过得很苦，换来我们条件很差却有梦想的童年。妈妈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做生意的农民，当时小舅承包了农场，妈妈办了水果销售点，最利害的“小偷”是姐姐和我——姐姐看着妈妈，我动手。当然被发现了，妈妈也不打。现在想想当时农村怎么就那么穷——打渔的舍不得吃鱼，种田的吃不上米，卖水果舍不得让孩子吃。我们的招数除了“偷”，还有装病——妈妈当过赤脚医生，不仅知道各种草药，还知道吃什么水果可以治什么病。

好象从记事起，妈妈就是这个样子，没有老过。比较大的变化是重活不能干了，腰椎和颈椎都不好，有时会有偏头痛。妈妈情商很高，是家里、村里的理事能手，有急事、难事、烦事，大小亲戚都会找她。哥哥在厦门，姐姐出国了，我在上海，但工作上生活上很多事情也喜欢找妈妈沟通商量。

妈妈也是个照顾能手，哥哥的小孩是她帮忙带大的，接下来轮到我的孩子。前两年姐姐在国外也生孩子了，妈妈实现了人才的国际化输出。我陪她去广州办的签证，在没有职业证明、财产证明，外加福建是挂了号的“偷渡省”的情况下，妈妈凭借她那惯有的朴实和勇气征服了签证官。

从美国回来，妈妈来不及多看几次世博会，就回老家照顾95岁高龄的外公去了。村里的生活对她来讲不比在美国和上海差，每次和她打电话，她除了讲讲外公的病情，就是高兴地告诉你她如何把老家许多的留守儿童教得又懂卫生，又懂问候。

妈妈不太在意母亲节，但会在意她的生日子女会不会记得。所以对数字不敏感的我，记不住爸爸、哥哥、姐姐的，但记得牢妈妈的，还得动员老婆一道记着，媳妇的问候老妈同样很享受。要想给老妈寄钱事先是不必问的，因为她总要推托有钱用。但每次春节回家后发现，时不时寄一点是必要的，福建老家的生活费不高，但人情世故的费用是很高的。而这些费用，是与老人的心情和幸福感紧紧相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