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潇洒写一回
时光如梭，说话间我已进入耳顺之年，有资格写“回忆录”了。于是便也像许多花甲老人一样，开始喜欢怀旧，会不时想起往日之事，回首水平，检点得失。
生的平淡无奇
1954年5月4日上午10点，我出生在鲁西南一个军队医院里。母亲当时是医院检验科医生，父亲是医院院长。
我出生时，并无任何吉瑞和祥兆，第一声啼哭也和常人无异，注定这是一个普通的婴儿问世。父亲正在主持全院庆祝五四青年节大会，还要大会讲话。他明知道我母亲的预产期就在这一半天，仍坚持不肯请假陪护。那个时候的人大都如此，工作第一，其他都要往后排。
会开完了，父亲匆匆赶到产房，护士把已包裹好的孩子抱给他。他认真端详着我，很是满意地对母亲说，这孩子生在五四青年节，是个好日子，皮肤白，像你，脑袋大，像我。
母亲说，别光顾得上高兴，给孩子起个名字吧。父亲略一思考，说就叫鲁民吧，小时候是山东人的孩子，长大了是山东的百姓，好记，也朴实。再往后的弟弟妹妹中间都用一个“鲁”字，咱要生一堆孩子。
满一周岁时，看护我的姥姥要按旧俗抓周，父亲坚决反对，说那是迷信，领导干部家里干这个事传出去影响不好。我姥姥虽嘴上答应，还是等我父亲上班后，偷偷试了一回。在我的小床上摆了印章、算盘、钢笔、玩具手枪、点心、尺子等，我毫不犹豫地抓起手枪玩了起来。姥姥叹口气，这孩子长大还是个当兵的。没想到她这话还挺应验，我果然从16岁当兵，到60岁退役，当了一辈子兵。
当然，这都是听我母亲说的。
我对小时候的记忆十分模糊，值得回顾的事不多，要说我有什么优点，就是不怎么爱哭，不粘人，好带，随便给个玩具就能一个人玩半天，其他就乏善可陈了。在我的印象里，似乎从来没人夸我说这孩子聪明，这孩子漂亮，这孩子可爱，因为我确实与这几个词不搭界。
在我的记忆里，上幼儿园时曾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我吃完饭不老实睡觉，趁老师不注意，偷偷去玩秋千，结果摔在石头上，血流满地，送到医院缝了十几针，还留下伤疤。这以后，我就变得有些呆呆的，老是爱一个人出神，不爱说话，做什么事都很迟钝，总比别人慢半拍，母亲就说我，这孩子是不是摔傻了。现在想想，我这一生碌碌无为，一事无成，怕是与这一摔大有干系。
再一件事，是我想家了，偷偷溜出了幼儿园，迷了路，一个人在街上哭起来。那时全国正在搞大跃进，父母都忙着大炼钢铁，没日没夜的，根本顾不上孩子，上幼儿园都是全托，一周才回一次家。我来到十字路口，不知该往哪条路走，就急的放声大哭。这时候，来了两个年轻人，一边给我擦眼泪，一边问我家住址。幸好那个时候，人贩子还不时髦，没听说拐卖孩子的事，要不我的历史就要改写了。而笨笨的我居然还能记住家里地址和父母姓名，就被他们送回家。后来，全国学雷锋时，我就总觉得送我回家的一个人像雷锋，也是胖乎乎的，个子不太高，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时间地点都对不上号。
学的稀里糊涂
1960年我上小学了，在学校里表现平平，不显山不露水，属于那种各方面都很平庸扔在人堆里就认不出来的学生。老师对我既不关心，也不操心，我自己乐得自在快活。
那一年，全国都在闹灾荒，现在叫“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记得每天都很饿，每顿饭定量一个小黑馒头，对于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这显然远远不够。那时我父亲已转业到地方工作，不知用了什么办法，买了一板车胡萝卜，我们就天天吃胡萝卜，煮着吃，蒸着吃，炒着吃，一家人就是靠了这些胡萝卜度过灾荒。现在想想，我父亲是一米八的山东大汉，我却只有一米七，肯定是在长个时缺乏营养所致。
那时小学课程主要就是语文、数学两门。我在数学上没任何灵性，基本上就是七八十分的水平，排在班里的后十名，常被通知“叫家长来”，但我的语文成绩却远远超过了同班同学。记得第一次写作文时，很多同学急得直哭，死活写不出来，或写了几句话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呢，一下子就写了三四百字的长文，记述的是“一件好事”，说是我帮助一个盲人过马路，有情景描写，有语言对话，最后还有思想体会。老师不仅在课堂上对我大为赞扬，而且还把我的作文贴在墙报上作为范文。每个孩子都有虚荣心，我自然也不例外，受了表扬，我对语文就更用心了。从小学到中学，写作文一直都是我的强项，为此赢得不少荣誉，也为我后来的“雕虫小技”打下了基础。
寻根求源，我在语文写作方面的小有特长，也与家里的条件氛围不无关系。父母虽都是有文化的人，母亲中学毕业，父亲是军医大学毕业，但印象里基本上没管过我的学习。只有一次，老师布置一道作业，要求每个学生回家问家长几个成语。那一天，我一直等到父亲很晚才回来，他不假思索给我写了几个成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水滴石穿，卧薪尝胆，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父亲爱好文学，家里买了许多小说，像《鲁迅小说选》、《红岩》、《播火记》、《红旗谱》、《青春之歌》、《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红日》等，我都看过多遍。还有那时很时髦的苏联小说，家里也买了不少，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日日夜夜》、《叶尔绍夫兄弟》、《普通一兵》等，我也早早就囫囵吞枣地扫荡一遍。这些阅读，自然对我的作文帮助不小，至少可以起到开阔思路、模仿风格的作用。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中央号召领导干部要学马列原着，我父亲一下子抱回了十几本马恩里斯着作。我觉得很新鲜，就乱翻起来，有的书一点看不下去，有的书也能看懂一二。我最感兴趣的是《共产党宣言》，尤其是开头的两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今天还有印象。这也算是我最早奠定的“理论学养”。
《参考消息》如今谁都可以订阅，而在1960年代，只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才有资格订阅，父亲恰恰符合条件。家里长年订了一份《参考消息》，我也看得很有兴趣，每天报纸一来，都是我先看。家里的其他人，包括父亲，都不太关心这份报纸，偶尔翻一下，不夸张地说，这份报纸就是为我订的。说我打小就有“国际视野”，这话也多少有些根据。
文革开始后，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戴高帽游街，送去住牛棚，扣发工资，还差一点被全家遣送回农村老家。我也成了“狗崽子”，不能当红卫兵，没资格去大串联，学校里又停了课，无处可去，就天天和一帮狐朋狗友在一起瞎闹。或看武斗打架，或四处拣传单，或偷鸡摸狗，或去钓鱼摸虾，过了两年多无所事事的逍遥日子。
1968年秋，闲晃荡两年后，在“复课闹革命”大潮里，我上了中学。那会儿的中学，很少正经上课，不是学工、学农就是学军，我到工厂当过小工，抡过大锤，下几百米深的煤矿挖过煤，到老乡的田里割过麦子，就是没学多少文化课。再加上“白卷先生”张铁生的蛊惑，“反潮流小将”黄帅的搅局，老师无心教，敷衍了事，学生不愿学，比着捣乱。
我在学校里就干过这样一件蠢事。考试前，我和几个同学商量，大家都一起交白卷，气气老师。考试刚开始十多分钟，我就一个字没写，交了白卷。可是，其他约好的同学却都没有动静，老老实实地做题。结果，我就成了学校里的“张铁生”，写检查，被批判，一时间，臭名昭着，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当“名人”的感觉。
我还当过一次“小偷”。中学二年级时，我迷上排球，在学校打不够，还想回家打，可是怎么样才能弄到一个排球呢，我动了歪点子。在学校打排球时，我故意藏起来一个，等放学后，悄悄拿了回去。然后把排球的红漆写的校名抹掉，就高高兴兴地和同学们玩了起来。没几天，老师就知道了。教我们的体育老师叫王善明，曾是国家体育健将，后来因练体操摔断了跟腱，就退役到中学教体育。王老师叫住我：“你排球玩够了没有，玩够了就拿回来。”他没有用“偷”这个词，也没向学校汇报，保护了我的自尊心和荣誉，我感谢他一辈子。后来，我在大学当老师，就每每想到王老师，立志要当一个王老师那样的人，所以我不仅努力授课，还尽力保护同学，交有许多学生朋友。
干的波澜不惊
1970年，我终于中学混毕业了，当时面临三条路的选择：一是继续上高中，二是下乡当知识青年，三是当兵。父母是两个老兵，对部队有感情，都支持我当兵，我倒是无所谓，只要不上学了，干啥都行。那个时候流行“读书无用论”，我和许多学生一样，早就无心读书了。
正好武汉军区测绘大队来招兵，我就报了名，顺利通过体检、政审，来到了长江边上的武汉。
新兵集训时住在汉阳月湖街，住在一个搬迁的工厂大院里。我的新兵连生活开始了，每天练队列，练射击，练投弹，紧张而枯燥，晚上还要三天两头搞紧急集合。我一个同学实在受不了这样的生活，要求退伍，还拉着我走。我也曾小有犹豫，可是想想，回去就得下乡，还不如这里呢，就咬牙坚持下来了。那个要求退伍的同学，倒也心想事成，穿了不到一个月的军装，就又成了老百姓。很多年后，我见到他时，他早早就成了下岗工人，生活很是困窘，给我诉了一堆苦，非常后悔当年的不明智之举。可是人生的路都是自己选择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怪不得谁的。
我的训练不出彩，枪打的不准，手榴弹刚投到30米的及格距离，队列也练得不咋样，可我出的板报却很精彩，小出了风头，引起了带兵干部的注意。结果在分兵下连时，我所在班里大部分新兵去了农场，而我则被点名去了一个技术性较强的内业中队，“能写会画”成了改变我命运的第一个杠杆。分到农场的那些战友，大都干了两三年就复员回家了，没有一个提升为干部的，而我在干部指标较多的内业队，很顺利地提升为军官，后边的路也很顺当。
我所在的内业队也叫航空测量内业队，主要是处理航空摄影照片，经过加密、纠正、转绘，做成影像地图，供后边的测图中队进行再加工。我先参加了半年的培训，就上岗作业了。说实话，干技术我确实不是太灵光，新技术掌握的慢，作业进度也排在后边，一考核就在后几名，按说这已接近被淘汰的边缘了。这时，我的“能写两下子”微末小技又出来救驾了。
1970年代，政治运动频仍，三天两头开会。先是批陈整风，再是批林批孔，接着是评法批儒，都要大会发言，都要办板报，写材料。而队里那些搞技术的干部，技术是有一套，可弄起批判文章来，那就生疏得很了，许多人连《论语》、《水浒传》都没看过，你让他怎么去批？于是，我这样会摇笔杆子的土秀才就大有用场了。那几年里，我不知奉命写过多少类似的稿子，当然都是在报纸上抄来抄去，天下文章一大抄，会抄也是本事，当时的时髦是所谓“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写作班子名）”。此外，我还写过诗歌，消息，偶尔发表在军区报纸上。我写的一首歌词，还被军区胜利文工团拿去谱曲，到处演唱，成为保留曲目。
就这样，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虽然搞技术学艺不精，当然也不是拿不下来，而是难称能手，但善于舞文弄墨，也给我另外打下一片天地。当时，提干的几乎都是清一色进过院校的，我却能例外破格，主要也是靠着一枝秃笔，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那是“金不换”。
后来，战备紧张，要准备打仗，部队奉命开进鄂西北的大山里扎营。远离了繁华的大都市，少了许多丰富的生活，但也有了更多空闲时间，有人用来打牌、娱乐，有人用来游山玩水，有人用来谈情说爱，我感到庆幸的是，在山里这几年读了很多书，为后来的写作奠定了必需的知识储备。
那个时候，虽然还是文化禁锢，百花凋零，但已多多少少有些松动。曾被批为淫书的《红楼梦》，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而局部开禁。1974年冬，我去河南驻马店接兵，通过新兵家属关系，买到一套《红楼梦》，据说，一个驻马店只分到30套，主要是给领导干部看的。这套书带回去后，许多战友都借看过，我自己则不知道看过多少遍，圈圈点点，每看每新，至今还留在身边珍藏。
还有一批当时以“供批判用”之名下发的中外名着《简爱》、《基督山恩仇记》、《红与黑》、《战争与和平》、《复活》、《斯巴达克斯》、《九三年》、《悲惨世界》等，我都想办法借来反复研读，如饥似渴。看完后还和一些有兴趣的战友进行交流，写成读书笔记，感觉受益匪浅。
山里的军营生活是清苦的，但也不乏乐趣。
1975年春天，我任新兵连的副连长，也就是管新兵吃喝拉撒睡的官。那时，买啥都要凭票，有钱也买不到肉，从上到下都馋得很。为了解馋，我带着炊事班几个战士，晚上去抓麻雀。几个晚上下来，抓了上百只麻雀，杀出了二三斤麻雀肉，没舍得吃，准备再抓点，给大家菜里添点荤腥。可没想到，军区机关来了几个领导视察工作，就把麻雀肉给他们享用了。这下子，大伙都没情绪了，抓麻雀这事就干不下去了。
农场里养了200多只羊。一天，请来个师傅骟羊，留下一大盆羊蛋，就送到炊事班，给大伙改善生活。尽管不是什么正经肉，略略有一股腥骚味，用了许多葱蒜大料，基本把那股邪味盖住了，新兵们一个个都吃得挺香。连里几个干部还想弄点酒，让卫生员把医用酒精兑了点水，又加了点糖，几个人就当酒喝了起来。第二天，我头痛欲裂，连操都出不成了，如今我一见到酒，就想起当年那一幕。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作家朋友，没想到这小子居然在他的电视剧本里用上了，后来见了我的面，不好意思，还专门请我喝了一次酒。
1976年秋，战士魏满仓晚上起夜，厕所离宿舍还有约五六十米距离，为防止野兽袭击，起夜都要随身带个棍子。魏满仓发现树上有两盏绿灯在闪耀，还伴有喘气声。猛地往树上踹了两脚，那野兽冷不防掉了下来，正好落在他面前。他就举起棍子朝那野兽的腰上打去，一连几棍，那野兽就倒地不起了，嘴里发出呜呜的呻吟声。魏满仓又踹了几脚，那野兽就不动了。
就是这个事，政治处主任要我写个消息报道。我写了改，改了写，真是绞尽脑汁，写完都感到有些虚脱了。送给主任一看，他马上提出修改意见，说新闻里有政治，新闻要为政治服务，这篇稿子要打得响，就必须要服务于当前的政治形势。你要把打豹和毛主席的语录诗词、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起来写，这样就有高度了。
于是，在我的笔下，魏满仓打豹时就有了这样丰富的心理准备：那一瞬间，他想了许多，想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谆谆教导，想到了全国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顿时觉得浑身充满力量，勇气倍增，他手中的木棍好似孙悟空的千钧棒，砸在豹子身上，也砸在右倾翻案风的小丑身上，砸在帝修反身上……
最后，我的文章发表了，受到主任肯定。魏满仓立了三等功，提升为班长。豹子肉被大伙吃掉了，豹子骨卖给中药店，豹子皮据说是军区一个领导要走了。古人素有“悔其少作”之说，这篇文章就让我后悔了几十年，至今想起，仍觉脸红。
1977年9月，我考取了解放军测绘学院，在航测系七队航本十九班读书。可能是我的大脑分工有问题，凡是与数理化有关的课程，我还是学得一盆浆糊，总在班上排在后面，凡是与文科相关的课程，我都轻松胜任，遇到写文章的事，更是我的拿手好戏。临毕业时，想留校的同学很多，特别是从山沟里来的同学，更想借着上学改换门庭。可是学校最终只留下两个人，一个是专业学习拔尖，考试门门第一的同学；一个是我这样的笔杆子有两下子的人，因为多次与宣传部门打交道，政治部点名要我留校。当时有两个选项，一是去宣传处，二是去政教室，我选择了后一个，就成了军校一个老师。那一年我27岁，从此就没动窝，在七尺讲台上辛勤耕耘，从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教授，一直干到退休。
写的差强人意
留校后，我一边教书，一边搞科研，其实就是写论文。写论文是为了评职称，没有任何内在冲动，更谈不上享受，用董桥先生的话来说“非打起十二分精神不可”。有时写的累了，写不下去了，我就学着写点其他文体来调剂，写过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均无多大成就。写着写着，我对杂文有了兴趣，觉得这种文体看得痛快，写得解气，特别适合我这种业余写作的人。
我的第一篇杂文《又到恭喜发财时》，就发表在《郑州日报》的副刊夜话栏目，由着名杂文家王建章先生编发，大约是1980年代中期。发表后，王先生不仅打电话对我进行鼓励，而且在开杂文笔会时专门通知我到会，见了王大海、刘思、卞卡、赵元惠、张帆、宋子牛一批名家，与他们交谈，听他们教诲，使我眼界大开，对杂文的认识上了一个台阶。
后来我又订了《杂文报》，认真拜读邵燕祥、舒展、严秀、李庚辰、余心言、蓝翎等名家的大作，学习他们的思想锋芒，模仿他们的写作风格，开始在各家报刊投稿。一开始当然是退稿很多，或如泥牛入海，但写着写着，就觉得有些上路了，发表的稿子越来越多，获奖的作品也不时出现。有一度，我甚至被杂文前辈赵元惠戏称为“杂坛劳模”，直到现在，有些文友见面还以此为玩笑。
不虚心地说，我的杂文虽质量大多未臻上乘，精品不多，但一直是在勤勤恳恳地耕耘不止，确实在数量上有些规模。从事杂文写作这三十来年，我平均每年要写二百多篇，计有四百万字，获奖一百五十多次，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全国副刊奖、省部优秀作品奖，曾有“获奖专业户”之称，作品被收入二百多本选集，个人出版杂文集10本。着名杂文家刘思先生评价说，我的杂文以文采见长，以构思奇妙取胜，以富于理性思考称奇，在敢于和善于鞭鞑社会浊流中道出高尚和正义。接着他又调侃说：陈鲁民靠写杂文已经“先富起来”，下一届杂文年会要请他赞助，每个月请大家“聚”一次也可以。着名作家，河南杂文学会会长王继兴先生则给我写了一副对联以勉励：“该浓则浓，该淡则淡，意气倜傥，不愧军营儒将；说冷也冷，说热也热，翰墨风流，公推杂坛劳模。”
由于各位杂文同仁的抬爱，河南省杂文学会先后为我开过两次作品研讨会，许多新老朋友欢聚一堂，评杂文，叙友情，谈体会，其乐融融，对我的杂文给予高度评价。会后，《郑州日报》、《大河报》都发表了与会代表的发言纪要，河南电视台还播发了研讨会的新闻，把我的写作称之为“陈鲁民现象”，使我受宠若惊，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差距。
全国杂文联席会主任李庚辰先生曾给我写过书评，文曰“陈鲁民的杂文题材极为宽泛，大到国计民生，小到市井百态，古今中外，经史子集，文韬武略，琴棋书画，林林总总，无所不涉。其说理之精辟，行文之潇洒，产量之丰硕，正所谓‘谈天说地，铺天盖地，惊天动地’。”“冷眼热风，既说出了他的杂文特点，也指明了写杂文的要义，可谓一语中的……对于好的杂文作者来说，冷眼和热风缺一不可。只有将二者完美结合，才可能热情而不浮躁，理性而不矫情，从而写出有思想、有文采的杂文精品……陈鲁民的杂文正是冷眼与热风的有机结合……洋溢其中的真知灼见，盎然情趣，丰富知识，机敏智慧，会使你击节称叹，深受教益”。
着名杂文家雷长风先生也诙谐幽默地评论我说：“身为高手，从不居高临下。公开场合，从不夸夸其谈；私底下聊天，却有啥说啥，极其亲和。他的谦虚，不是客套，不是虚伪，绝对真诚。他一再说自己不行，可上网看报，到哪都见“陈鲁民”，真让人羡慕嫉妒恨。曾几何时，为了赶超陈鲁民，见电视上大美女抛着媚眼说“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我便不吃饭、不喝水，光喝这种饮料。可喝过一段时间，掂笔再写，跟陈先生一比，还是不着调。从此再见那美女，马上换频道。”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王颖菁曾在《新闻前哨》 2015年06期发表论文《时评人与时评风格——以鄢烈山、陈鲁民的时评为例》说：“鄢烈山先生与陈鲁民先生都是近些年在社会上颇有声望的时评家。无论是他们的博客还是微博。都有众多读者追随。鄢烈山的犀利文风直戳要害，让人肃然起敬；陈鲁民幽默的文笔让人忍俊不禁，读完还想再细细品味他的‘黑色幽默’ 。”
这些师长文友的评介，或有溢美之词，但我都很受用，同时也时时用以激励自己，不要辜负他们的厚爱，再接再厉，当好杂文队伍里一个老兵，为杂文事业的兴旺略尽绵薄之力。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文多年，也有遗憾之事，写了这么多文章，却没什么“成名作”，更没有传世之作。自我感到满意、并小有影响的，我自认有这样几篇：《我想当球星》、《司马光砸缸之后》、《上帝啃过的苹果》、《我不敢死》、《每条鱼都在乎》、《制度比美德更可靠》等，都是获过奖的，特别是《每条鱼都在乎》还被作为《文汇报》副刊年度新书的题目。
活的风淡云轻
人生如梦。想来想去，我这一生做了许多事，说了许多话，看了许多书，写了许多文章，似乎都平平淡淡，不值一提。但也偶有几点得意之处，每每想起，小有骄傲，似可一说。
我毕业于解放军测绘学院航空摄影测量系，后在西安交通大学、国防大学、中央党校进修，学的是自然科学，却阴差阳错地与从属于社会科学的杂文结下了不解之缘。教学之余，我几乎全“泡”在了杂文创作上，妻子由不解到理解到支持，由“两人操持家务”到“一人承包”。从小学到中学，孩子的家长会，我一次没去过，以至于老师都有些不满意。而且妻子还是我的第一读者，我写了文章，感到没有把握，总要让她先过目，她说“我看还行”，我心里就有了底，她说“没感觉”，我就得再反复修改。早些年，没电脑时，她还是我的文字秘书，我写完了，由她誊清。她帮我抄了多少稿子，该有几十万字或更多，无法统计。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总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我不算一个多成功的男人，最多是事业小有成就，但我背后的女人的默默付出却是难以计量的。我常和她开玩笑说，你是身兼数职，太太、管家、秘书、厨师、保洁、会计、家教。少了你，这天就马上会塌下来，我得饿死、渴死、困死、穷死。
我曾看过着名杂文家汪金友先生一篇杂文《我最好的作品》，他虽然写了几百万字杂文，获奖无数，名满天下，但最引以为傲的是他的儿子，名校毕业，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孝敬父母，他把儿子当成自己“最好的作品”。读完汪作，我也颇有同感，可能天下父母的心都是相通的。虽说民间素有“文章是自家的好，孩子是人家的好”之所，但对于我的文章，我从来不敢自以为是，感觉良好，对我的孩子，我确实信心满满，不遑多让。
人生在世，举凡功成名就，德高望重，高官厚禄，腰缠万贯，权威泰斗，才着作等身，华横溢等，但有过人之处，都值得让人骄傲。而这几样我均不沾边，可我仍然骄傲了半辈子——因为我的女儿。从6岁上学开始，到哈佛研究生院毕业，女儿一直是出类拔萃，样样拔尖。女儿的学习成绩总在班里名列前茅，从小学开始，每次开家长会，女儿必是重点表扬对象，开一次家长会回来，大人要高兴上好几天。后来，女儿以优异成绩升入重点高中，考上清华大学，被哈佛研究生院录取，虽然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每次还是高兴万分，毕竟女儿又进步了。我工作的单位里，六十多年来，子女只有两个考上清华大学的，一个是吴邦国，即原人大委员长，再一个就是我女儿。在我住的小区里，如果说到我是某某老师，没几个人知道的，如果说这是某某的爸爸，没有人不知道的。一般人们都会以羡慕的口吻说，你有个好女儿！这话我爱听，百听不厌，一下子就想到了“生子当如孙仲谋”，胸脯马上就挺起来了。
女儿毕业回国在北京一家着名大企业任职时，我对她说，你已让老爸骄傲了20多年，就是你以后慢慢平淡了，老爸这辈子也心满愿足了。女儿说：优秀是有惯性的，你就放心吧。果然，工作了几年，她跳了几次槽，每次都上一个台阶，现在在上海的美国一家着名跨国公司任职，干的风生水起。
本来，我比较低调，凡事不爱张扬，也绝少有志得意满之时，因为自己本身也确实没什么好骄傲的，什么都平庸稀松。可是一谈到女儿，我的眼睛就会一亮，滔滔不绝，眉飞色舞，矜持作态一扫而空，也不怕人家说我浅薄。
还有我的老母亲，今年已86岁高龄，视力不好，要用放大镜看书报，却一直在关心着我的杂文创作。为了能看我的文章，她常年订阅我经常发表文章的几家报纸，每看到有发表我文章的报纸，就替我保存起来，等我去看她时交给我。包括我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她都能认出来。其实，我已经很多年都不保留样报了，因为在网上一查就能找到，但我不和母亲说破，还任由她帮我存留样报，这也是她的一点乐趣，是对儿子的心意。记得着名导演导演翟俊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六十多岁了，还能一进门就叫声妈，太幸福了！”我也深有同感，要好好珍惜这份幸福。
我本质上是个与世无争的人，喜欢过风淡云轻的日子，对名利地位不是太在意，当然如有机会也不会拒绝。我很欣赏闫肃先生的几句人生格言：“得之淡然，失之泰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因而，尽管我的事业没有大红大紫，但也有自己的精彩之处。
1992年，我带领测绘局一支参赛队，参加全总参的一次重要竞赛，过五关斩六将，出人意料地获取第一名，击败了多家实力、人气、呼声都远在我们之上的强队。而后，又作为总参竞赛队的主要领导，率队参加全军比赛，运筹帷幄，力挽狂澜，战胜劲敌，斗智斗勇，在中央电视台全程直播的决赛中取得一等奖的佳绩，我因此被总参记二等功，受到国家和军队领导的接见。在和平时代的军队工作，立个二等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我有此荣幸，也是一生的骄傲。
2011年11月，我有幸参加了全国第九次作家代表大会，在一千多个代表里，绝大多数是写小说、写诗、写报告文学、写文学评论的，只有两个杂文作者，一个是鲁迅文学奖得主朱铁志先生，再一个就是我。我在首都大酒店报到处签名时，第一个签名的是铁凝，第二个是莫言，第三个就是在下。会议座谈时，我曾当面对铁凝主席提过建议，说是鲁迅文学奖的评奖应该把散文与杂文分开评比，另外评委里应该有杂文家，她都认真记录，表示回去研究。果然，在下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奖中，就有了杂文家的身影。当然，这可能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我的建议只是因素之一罢了。不管怎么说，能与这些顶尖作家一起开会议事，同席发言，我确实倍感自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对我多年写作成绩的一种肯定。
俄国着名作家契可夫说过：“我的职业是医生，医学是我合法的妻子，文学才是我倾心的情人。”我也常对那些写杂文的青年作者半戏谑半认真地说：“对我而言，教书是我合法的妻子，杂文正是我日牵夜挂的情人。不过我可是既爱妻子又爱情人的哟。”
这些年来，采访过我的媒体不下二三十家，还有不少文学青年或当面请教，或写信探讨成功之道，我总是喜欢说这样一段话：“做杂文的成功之道，就是你一定要把它当成个事业去做，要倾心去爱它，就是要决心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心无旁骛，聚精会神，有了这个态度和精神，就没有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