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夏天
夏天的黄昏依然是闷热的，偶尔的吹拂的风似乎还没有吹到身边就在这炎热中散去了。我和父亲坐在天安门广场上等待着看降旗仪式。人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者并没有天气的炎热而减少，那些人的脸上大都洋溢着初到京城的兴奋和快乐，除了我。
黄昏的阳光照在父亲的身上，他在夕阳里静静地坐成了一幅沧桑的剪影。我的心不禁有些悲凉。仪仗队迈着铿锵的步伐从金水桥下面浮现出来，闪着寒光的刺枪，炯炯有神的眼睛，冷峻严肃的面孔，踢成旋律的脚步，穿越长安大街，进入了天安门广场。鲜艳的五星红旗缓缓的从高空降下，在护旗手的呵护下被挽了起来，扛走了。我忽然想流眼泪，我陪父亲看的，应该是太阳初生前的升旗，而不是日落西山的降旗。
父亲的脊髓内被诊断出肿瘤来，于是父亲的整个夏天就成了四处奔波的凄苦的脚步。
那个肿瘤在胸椎内，位置太高，从诸城到青岛，从山东到北京，我们寻找的不是手术致残，让他从此瘫痪在床。而是一个依然能走路会欢笑的父亲。
长安街上灯火辉煌，车如水，人如潮，每个细节都渗透着旺盛的生命力。人群散去，我和父亲在广场上慢慢的走，父亲说，好好看看北京吧，以后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来。于是，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故宫，毛主席纪念堂，这些经典的名胜古迹如同诀别一样在我们心里留下了这个夏天特殊的气息。
天坛医院那个全国最有权威的教授明确地告诉我们，父亲的病必须尽快动手术！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奔，路边是苍翠的大树和浓郁的绿化带，远处有宽阔的田野，偶尔会有呼啸而过的火车，有时也会看见城市的繁华的背影。父亲很平静，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我不知道父亲能不能平安度过这个夏天，夏天的欣欣向荣刺痛了我，父亲才55岁，正是享受生命蓬勃幸福的时刻，儿女已经长大，生活开始安定，工作已是消遣，正是可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的时刻，而这样的幸福是那么脆弱，一个极小极小的肿瘤就有可能粉碎它！
我们在家等医院的消息，一有床位他们就会通知我们。
小姨送来一只不知名的小鸟，体形微胖，有很长的喙，头顶有一束很漂亮的羽毛，有时会像孔雀开屏一样整齐地散开。小鸟的胃口不错，食物残渣也会迅速叼入嘴中。父亲就在院子里打苍蝇，每打死一只，就会微笑着专注地看小鸟吃掉。院子的石缝里有零星的小草钻出来，父亲会把他们仔细的铲掉。有时。领着爽爽出去玩，在夕阳中把影子拉得瘦长瘦长。他的背影是那么寞落而虚弱，爽爽会突然跑开，而父亲的腿，已经迈不得大步了，他连一个不到两周岁的孩童都追不上了。
将近三十年来，我似乎是第一次仔细地观察父亲。曾几何时，他的脸还是年轻蓬勃的，充满了男人的健康美丽，头发乌黑，线条俊朗，而如今，他已经是个典型的老年人，尽管他仅过天命之年。不知何时，他的青丝已成白雪，皱纹纵横成沟壑，眼神不再清亮，动作不再敏捷，他不再是那个让我崇拜的父亲，我的心里，只有悲凉，我的眼里，只有泪水。
亲戚朋友们陆续来看望父亲，父亲是平静而乐观的。他幽幽叹道，哪怕再让我多活五六年也好啊！泪水迅速迅速的流了出来，原来父亲已经是怀着死亡的心态来面对这次病变，他的平静是参透了生死的从容，他的寞落是无法继续看儿女们精彩快乐地活着，他的忧伤是对母亲的愧疚和牵挂。我再三再三地告诉他，手术不会有生命危险，不会有生命危险。
手术不会有生命危险，却有致残的危险。我不敢想象，万一父亲瘫痪了，他是不是能承受这样的打击，他一生清高骄傲，晚年却躺在床上，依靠别人端茶送水，端屎送尿，完全一个废人的模样，让他情何以堪啊？我在深夜里蒙着被子失声痛哭，不只为了父亲，也不只为了母亲……
终于等来了住院通知。
我和父亲第二次到了北京。
我对北京的向往和羡慕荡然无存。天坛医院周围正在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进行旧城改建，到处是飞扬的尘土，轰响的机器，没有丝毫一个首都应有的君临天下的庄严与肃穆。宽敞明亮的地铁车厢，有着悦耳铃声的无轨电车，笨拙可爱的双层巴士，这些在我的印象里颇有浪漫情怀的地方如今是我奔波穿梭的工具；积水潭，公主坟，定福皇庄，王府井，这些凝聚了深厚文化底蕴的地名是我孤苦无告的寻找。那种儿话音特别重的北京方言深深刺痛了我，北京人热情的背后是一种隐藏的蔑视，亲切的内涵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不管你说方言还是普通话，他们都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沉着冷静地看你，笑容里写满了皇城根下日月滋养而成的优越感。我在热闹的人群中孤独地穿梭，没有人知道那个神情冷寂的年轻女子的内心是一片凄苦的海。
北京，在我的心目中，面目全非了。
术前检查才知道，父亲的眼睛早在十几年前就弱视了，有一根肋骨有骨折的痕迹。检查的过程中，他会紧跟着我，不停地问，花了多少钱，怎么这么贵。
交了三万五千块押金才办好了住院手续。手术安排在一星期后。
我的心始终悬着，花再多的钱我也不怕，我只怕父亲从手术室里推出来就再也不能走路了。我像一个弱智一样找主治医生问了又问，康复的机率多大？致残的概率多大？他能不能走路？会不会瘫痪？我一遍一遍的问，不停的问……
手术那天我不在北京，学校开学我就回来了。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半，手术进行了五个半小时。那段时间，我的心就不曾有规律地跳动过，我的手不停地抖，我心烦意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直到妹妹打过电话来。她刚说了一句姐手术很顺利很成功，我就哭出了声音，这些日子所受的熬煎已经不是任何语言能诠释的了，哭，是我唯一的表达方式。
我又一次踏上了北上的列车。父亲已经结束了输液治疗，只需要功能性恢复和锻炼，他的下肢依然是麻木的，需要人搀扶着才能像孩童学步一样慢慢地挪动。但是父亲的精神很好，虽然瘦得厉害，一米七几的个头只有100斤。父亲归心似箭，度日如年。我清楚地知道舒畅的心情对父亲的康复至关重要。父亲住院的日子里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他在夜里盯着天花板听远处呼啸而过的火车，母亲在家里也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结婚将近三十年，这是他们第一次分别。
母亲迅速地消瘦，眼窝下陷，脸色苍白，夜夜失眠。一给父亲打电话就流泪，泣不成声。幸亏爽爽，我不到两周岁的儿子，安慰着痛苦的心。
出院吧！
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天空是格外高远澄明的蔚蓝色。那种成熟饱满的季节色彩让人心情愉悦。
父亲的脸色红润起来了，脸上又有了那种淡定从容的微笑。他康复的非常好，不但能够自己走路了，还会牵着爽爽的小手去广场散步，在马路边看各种车辆川流不息，吃香喷喷的烤地瓜。
健康地活着，真好。
黄昏的阳光照在父亲的身上，他在夕阳里静静地坐成了一幅沧桑的剪影。我的心不禁有些悲凉。仪仗队迈着铿锵的步伐从金水桥下面浮现出来，闪着寒光的刺枪，炯炯有神的眼睛，冷峻严肃的面孔，踢成旋律的脚步，穿越长安大街，进入了天安门广场。鲜艳的五星红旗缓缓的从高空降下，在护旗手的呵护下被挽了起来，扛走了。我忽然想流眼泪，我陪父亲看的，应该是太阳初生前的升旗，而不是日落西山的降旗。
父亲的脊髓内被诊断出肿瘤来，于是父亲的整个夏天就成了四处奔波的凄苦的脚步。
那个肿瘤在胸椎内，位置太高，从诸城到青岛，从山东到北京，我们寻找的不是手术致残，让他从此瘫痪在床。而是一个依然能走路会欢笑的父亲。
长安街上灯火辉煌，车如水，人如潮，每个细节都渗透着旺盛的生命力。人群散去，我和父亲在广场上慢慢的走，父亲说，好好看看北京吧，以后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来。于是，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故宫，毛主席纪念堂，这些经典的名胜古迹如同诀别一样在我们心里留下了这个夏天特殊的气息。
天坛医院那个全国最有权威的教授明确地告诉我们，父亲的病必须尽快动手术！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奔，路边是苍翠的大树和浓郁的绿化带，远处有宽阔的田野，偶尔会有呼啸而过的火车，有时也会看见城市的繁华的背影。父亲很平静，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我不知道父亲能不能平安度过这个夏天，夏天的欣欣向荣刺痛了我，父亲才55岁，正是享受生命蓬勃幸福的时刻，儿女已经长大，生活开始安定，工作已是消遣，正是可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的时刻，而这样的幸福是那么脆弱，一个极小极小的肿瘤就有可能粉碎它！
我们在家等医院的消息，一有床位他们就会通知我们。
小姨送来一只不知名的小鸟，体形微胖，有很长的喙，头顶有一束很漂亮的羽毛，有时会像孔雀开屏一样整齐地散开。小鸟的胃口不错，食物残渣也会迅速叼入嘴中。父亲就在院子里打苍蝇，每打死一只，就会微笑着专注地看小鸟吃掉。院子的石缝里有零星的小草钻出来，父亲会把他们仔细的铲掉。有时。领着爽爽出去玩，在夕阳中把影子拉得瘦长瘦长。他的背影是那么寞落而虚弱，爽爽会突然跑开，而父亲的腿，已经迈不得大步了，他连一个不到两周岁的孩童都追不上了。
将近三十年来，我似乎是第一次仔细地观察父亲。曾几何时，他的脸还是年轻蓬勃的，充满了男人的健康美丽，头发乌黑，线条俊朗，而如今，他已经是个典型的老年人，尽管他仅过天命之年。不知何时，他的青丝已成白雪，皱纹纵横成沟壑，眼神不再清亮，动作不再敏捷，他不再是那个让我崇拜的父亲，我的心里，只有悲凉，我的眼里，只有泪水。
亲戚朋友们陆续来看望父亲，父亲是平静而乐观的。他幽幽叹道，哪怕再让我多活五六年也好啊！泪水迅速迅速的流了出来，原来父亲已经是怀着死亡的心态来面对这次病变，他的平静是参透了生死的从容，他的寞落是无法继续看儿女们精彩快乐地活着，他的忧伤是对母亲的愧疚和牵挂。我再三再三地告诉他，手术不会有生命危险，不会有生命危险。
手术不会有生命危险，却有致残的危险。我不敢想象，万一父亲瘫痪了，他是不是能承受这样的打击，他一生清高骄傲，晚年却躺在床上，依靠别人端茶送水，端屎送尿，完全一个废人的模样，让他情何以堪啊？我在深夜里蒙着被子失声痛哭，不只为了父亲，也不只为了母亲……
终于等来了住院通知。
我和父亲第二次到了北京。
我对北京的向往和羡慕荡然无存。天坛医院周围正在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进行旧城改建，到处是飞扬的尘土，轰响的机器，没有丝毫一个首都应有的君临天下的庄严与肃穆。宽敞明亮的地铁车厢，有着悦耳铃声的无轨电车，笨拙可爱的双层巴士，这些在我的印象里颇有浪漫情怀的地方如今是我奔波穿梭的工具；积水潭，公主坟，定福皇庄，王府井，这些凝聚了深厚文化底蕴的地名是我孤苦无告的寻找。那种儿话音特别重的北京方言深深刺痛了我，北京人热情的背后是一种隐藏的蔑视，亲切的内涵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不管你说方言还是普通话，他们都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沉着冷静地看你，笑容里写满了皇城根下日月滋养而成的优越感。我在热闹的人群中孤独地穿梭，没有人知道那个神情冷寂的年轻女子的内心是一片凄苦的海。
北京，在我的心目中，面目全非了。
术前检查才知道，父亲的眼睛早在十几年前就弱视了，有一根肋骨有骨折的痕迹。检查的过程中，他会紧跟着我，不停地问，花了多少钱，怎么这么贵。
交了三万五千块押金才办好了住院手续。手术安排在一星期后。
我的心始终悬着，花再多的钱我也不怕，我只怕父亲从手术室里推出来就再也不能走路了。我像一个弱智一样找主治医生问了又问，康复的机率多大？致残的概率多大？他能不能走路？会不会瘫痪？我一遍一遍的问，不停的问……
手术那天我不在北京，学校开学我就回来了。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半，手术进行了五个半小时。那段时间，我的心就不曾有规律地跳动过，我的手不停地抖，我心烦意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直到妹妹打过电话来。她刚说了一句姐手术很顺利很成功，我就哭出了声音，这些日子所受的熬煎已经不是任何语言能诠释的了，哭，是我唯一的表达方式。
我又一次踏上了北上的列车。父亲已经结束了输液治疗，只需要功能性恢复和锻炼，他的下肢依然是麻木的，需要人搀扶着才能像孩童学步一样慢慢地挪动。但是父亲的精神很好，虽然瘦得厉害，一米七几的个头只有100斤。父亲归心似箭，度日如年。我清楚地知道舒畅的心情对父亲的康复至关重要。父亲住院的日子里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他在夜里盯着天花板听远处呼啸而过的火车，母亲在家里也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结婚将近三十年，这是他们第一次分别。
母亲迅速地消瘦，眼窝下陷，脸色苍白，夜夜失眠。一给父亲打电话就流泪，泣不成声。幸亏爽爽，我不到两周岁的儿子，安慰着痛苦的心。
出院吧！
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天空是格外高远澄明的蔚蓝色。那种成熟饱满的季节色彩让人心情愉悦。
父亲的脸色红润起来了，脸上又有了那种淡定从容的微笑。他康复的非常好，不但能够自己走路了，还会牵着爽爽的小手去广场散步，在马路边看各种车辆川流不息，吃香喷喷的烤地瓜。
健康地活着，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