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永久的悔”

按照乡俗，父亲去世儿女们七日里不能出院门，守在家里。三个妹妹陪母亲说说话，给予安慰。我们兄弟三人在收拾杂物，清扫院子。无事，坐在一起说话，话题总离不开父亲，那些往事历历在目，回想起来不由人伤悲。

父亲一生为我们兄弟姊妹操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苦日子想方设法让我们有饭吃，有衣穿；八九十年代为我们盖房子、操办儿女们的婚事。父亲一生辛苦，老年多病几次住院，耗尽了精力，在他八十岁生日之后总没有熬过年前冬日第一场降雪寒冷的侵袭，悄然离开儿女们而去。

父亲一生勤劳、节俭，历经荒年日子过来的人总爱唠叨花钱要省些，珍惜好日子的不易。我们兄弟姊妹年年有人给他买新的衣服，可父亲总舍不得穿新的，叠放在箱子里，翻着这些崭新的衣服让人心酸……父亲好像预先知道自己这一天的来临，事先已准备好了一盏长明灯，那些他没有穿的布鞋，那些平日他用的打火机、刮胡子刀片、螺丝钉等，分别装在塑料袋子里挂在卧室墙壁上。其实，一些零碎杂物平日就该扔掉的，可父亲舍不得丢弃。整理杂物，睹物思人，难免伤心，不由自己。

翻阅父亲留下的杂物，其中有四个记事的小本子。按时间顺序来说，一是七十年代初期的记事本。这是父亲自己制作的一个小本子，外包牛皮纸，用针线缝制的，小三十二开本折叠成正反两面书写，格子是用蓝色复印纸印制而成。纪事内容除了日常随生产队安排活路外，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七三年元月七日的一篇日记，从字体看不像是父亲亲笔所写，疑似别人代写，有父亲在某次开会上的表白发言，明显印记了那个时代的痕迹。读到父亲这则日记，想到父亲那年不过36岁（父亲与我同一属相，牛年人），正是人生最好的年龄，也是人生完全责任的年龄，听党话，跟党走，做一个本分的庄稼人。那年，我才12岁上小学，父亲常常教育我，怎样做才对，不能出错。父亲的日记虽然有的地方用词不确切，可表达了一个庄稼人的心声，让人肃然起敬。看日记笔迹不像父亲所写，但话语中所表白的意思应该属于父亲的意愿。那个年代，学毛选，背诵语录，饭前请示，睡前汇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印记很深。

二是七十年代末的记事本。靠挣工分年代铅印的记事本，表格头有“年月日”“做啥活”“应得工分”“盖章”类别。记录的是1979年2月5日至12月28日的琐事，包括父母亲及一同干活的邻家，内容有拉粪、抬木头、修公路、打胡基、种蓖麻、犁地锄麦、拉化肥及队上开会等等。琐碎事，生活杂记。

三是未标明年代的记事本。这个本子是印刷品，蓝色格子。从中间的一张彩色插页看，两面印着“毛主席语录”，应该是七八十年代时期。日记本外用硬纸板糊着，所写的页码是满满的文字，密密麻麻的记录着种庄稼的收成情况。不过，这个本子没有写完，还有十多张空白页。

四是土地承包后的记事本。塑料皮日记本，本子内页离线、松散，中间夹杂记事的烟盒、药盒硬纸片，不过二十几页。记录门前、沟里掰玉米（黄玉米、白玉米）的斤数，那块地用化肥的数量，如“8月17日种小麦”之类的农活。此外，最后一页记录着我们兄弟姊妹六个的电话号码，家里安装有固定电话，便于父亲与儿女们随时联系说说话。

父亲的记事本不仅仅留下这几本，我知道父亲爱动笔记事，偶尔还与母亲争吵。自从土地承包到户后，每年种庄稼父亲都要记载好耕种的亩数，所用肥料的多少，种子的数量。一块地经父母亲精心打碎土块按比例拉行耕作后，种上玉米、小麦、大豆、小豆之类的庄稼，待收获季节，父亲最留意的是那块田地收了多少，每收获一块都亲自用秤称量斤数，记好。清算一下是丰收了还是欠收了，这种频繁的事父亲总是乐于去做，绝不许别人说他的一个“不”字。有一次，母亲从山坡上放牛回家，顺路从后山沟的坡地里帮父亲捎回一袋子玉米，因不知堂屋那堆是后山沟坡地的玉米，便顺手倒在一堆玉米里，结果受了父亲的一顿大骂，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发那么大的脾气，好几天里也不跟母亲说话……

父亲的记事本，纪事纪实，文字简短、朴实，见证了他一生的劳作。可以想象父亲写下那一笔笔庄稼丰收时的喜悦情景，我为父亲一生的勤劳而深感自豪。父亲的记事本我收下了，没有丢弃，我要带回城里收藏起来，留作念想。

夜深，窗外下起了伤悲的小雨，正如我哀伤的心情。翻阅父亲的记事本，让我想起父亲去世 前一周的来电，让人后悔不已。父亲打电话说他自己怕不行了，让我回家看看他。因为工作上的事，说好过了这段时间再回家，从父亲的话语里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再心多想。谁知，这竟然成了我与父亲的最后一次通话。二弟半夜打电话父亲病重，我赶回家看到父亲突发病已不能言语了，从他眼睛流泪中知道我回家了，只能用微弱的手势表示了。这竟成了我的“永久的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