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秋
那年六月里，他来到我家的庄园里做客。我们总是将他视作自家人：他已故的父亲曾既是我父亲的朋友，也是邻居。六月十五日那天裴迪楠在萨拉热窝被杀害。十六日早晨消息从报社传开来。父亲手里攥着莫斯科晚报从书房走出来，来到饭厅，我和母亲仍坐在茶桌 前，说道：
“唉，我的朋友们，要开战啦！奥地利皇储太子在萨拉热窝被刺杀了。这就是战争啊！”
在圣彼得日那天，我们家聚了很多人——那天是父亲的命名日。而就在午饭席间，他被宣布成为我的未婚夫。但在六月十九日，德国对俄宣战。
九月里他又来到我们家里，总共只待一天一夜——这是他乘车去往前线前的告别。（那时所有人都认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而我们的婚礼只是被延期到来年春天。）我们的告别之夜就这样来到了。晚饭过后，我们照常端上茶炊。看了一眼蒙上了从中冒出的水汽的窗户，父亲说道：
“真不寻常，如此早就降临的寒冷的秋天！”
在那晚，我们安静地坐着，只是偶尔交流几句微不足道的话语，过分的宁静，藏匿着各自秘密的心思和感情。父亲假装单纯地说着与秋天相关的事情。我走向凉台的门，用手帕擦净上面的玻璃：园子里，黑色的天空中，纯净而带着寒气的星星们闪烁着明亮耀眼的光芒。父亲抽着烟，仰卧到圈椅里，漫不经心地注视着悬在桌子上方的炽热的灯，而母亲戴着眼镜，在这光亮下用心地缝补着小小的丝绸布袋。——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袋子是做什么的——这让人又感动又恐惧。父亲问道：
“你还是想要大清早就走，就不吃完早饭吗？”
“是的，如果可以的话，一大早就离开，“他回答道，”很是让人忧愁，我还没完全料理好家中的事情。”
父亲轻轻地吸了口气：“好吧，随便你，我亲爱的。既然如此我和你妈妈也该睡了，明天一定是要送送你的……”
妈妈站起身来，为自己未来的女婿画了个十字祷告；而他则把身子轻轻俯向她，然后同样地向父亲鞠了一躬。过后饭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人，我们又待了一小会儿：我想摊开纸牌玩弄，他沉默地在一旁来回走动，然后问我：“想去散散步吗？”
我心里一切都开始变得有些沉重，冷冷地回复他：“好吧……”
我在前厅穿外衣，他继续思索着什么，回想到费特的诗句，他露出了可爱的笑颜。
“多么寒冷的秋天！
穿上自己的斗篷和披肩……”
“我没有斗篷，“我说道，”然后呢？
“我不记得了。或许是这样的：看吧——在开始变黑的松树间，/仿佛火焰正在升起。
“什么样的火焰？”
“当然是升起的月亮，在这首诗里是有着某种乡村秋天的美妙的。披上自己的斗篷和披肩……那是我们祖父祖母的岁月啊，嗳呵，我的天，我的天……”
“你怎么了？”
“没什么，亲爱的。只是依旧很忧愁。但又很快乐。我是如此地爱着你呀……”
“穿好外衣后，我们穿过饭厅走过阳台，走下来到院子里。起初天色很黑，我紧紧拉住他的袖口。随后在逐渐微亮的天空中黑色的树枝显露了出来，树枝间撒满闪耀着矿石光芒的星辰。他缓缓停下来，转过身面向房子：
“看，很奇特，房子的窗户只有在秋天里会如此发着光。只要活着，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夜晚……”
我看向那边，而他抱住披着瑞士披风的我。我将头巾从脸上挪开，轻轻偏过头，让他能够吻到我。亲吻过后，他凝视着我的脸庞。
“你的双眼是这样的闪耀，“他说道，”你冷么？这空气就和冬天里的一样。如果我死去，你会不会很快忘记我呢？”
我想了想，“突然就真的死去？难道我终究还是会忘记他？——要知道，任何事物终究还是会被忘记的。“我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仓促地回答：“不要这样说！我经受不住你的死去的。”
他沉静了下来，缓慢地开口：“好吧，要是死了，我会在那儿等着你。你活着，快乐地在这个世上，然后再来找我。”
我痛哭起来。
第二天早上他就离开了。母亲把昨夜缝制的那个小护身袋挂他的脖子上。袋子里有金色的小圣像画，她的父亲和祖父也曾在战争中佩戴过它。——而我们所有人带着阵阵涌动的绝望为他画十字祈祷。随后呆滞地伫立在长廊中，目送他，这种呆滞常常会在你送别长时间分离的人时发生。我们周围草地上的雾凇闪耀着让人愉悦的晨曦的光芒，这与我们此时的心境是如此惊人的不协调。站了一会儿后，我们回到了空荡荡的房子里。我挨个走过一个个房间，把双手放在背后，不知道自己如何是好，也不知道该痛哭一场还是放开声音唱起歌来……
他被杀死了，——就是这么戏剧性地在一个月后，他在加利西亚遇害。自那时起整整三十年就这样打马而过。每当你仔细思考那些岁月，逐一回想记忆中那些被称作为“过去“的奇妙的、莫名的、不可思议的东西时，你所煎熬度过的那些年，就会变得那般的漫长。在第十八年的那个春天，父亲和母亲都已不在人世，我居住在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市场里一个女商贩的地下室中，女商贩总是挖苦我：”哎，公爵夫人，您状况如何呀？“我也在做些小生意，和那时很多人一样，向头戴毛皮高帽和身着敞襟军大衣的士兵们售卖我剩下的一些物品——或某种样式的指环，或小十字架，或蛾子咬坏的毛皮衣领，就在阿尔巴特街和市场的角落里摆摊时，遇上了一个心底罕见般地好的男人，他是一个退伍的中年军人。不久之后我就嫁给了他，四月份和他一起离开去了叶卡捷琳诺达尔。我同他还有他的侄子一起到了那儿，侄子十七岁左右，也曾混入志愿军之中。不到两个星期，我浑然成了村妇，趿着草鞋。而他穿着哥萨克农民样式的破旧布衣，黑色从斑白的胡须上褪去。我们在顿河畔和库班河畔生活了两年多。冬天，在暴风雨之中，我们和剩余不计其数的难民们从新罗西斯克泅渡到了土耳其。在路上，丈夫在海上死于风寒。之后在这个世上我的亲人就只剩下三个了：丈夫的侄子，侄子年轻的妻子和他们七个月大的女儿。
但是不久后侄子和他的妻子乘船去了克里米亚，去了弗兰格尔，把孩子留在我这儿。他们在那儿销声匿迹。而我又在君士坦丁堡生活了很长时间，靠做粗活养活自己和孩子。然后，就像很多人一样，我们两四处流离。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捷克、比利时、巴黎、尼斯……孩子早已长大，留在了巴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女孩，十分招人喜爱。但完全对我冷眼相看。她在马特伦附近的巧克力店工作。她常常用娇嫩的有银白色指甲的手将盒子用光滑的包装 纸包起，并用金色细绳捆起来。而我一直在尼斯勉强度日——我在一九一二年初次来到尼斯。在那段幸福的时光里我又何曾想到，它会在什么时候于我而言变成这个样子？！
我就这样为他的死去受尽煎熬，我也曾草率地说过，某一天我将释怀。但是，回想起从那时起我所经受的一切，我常常问自己：是吧，那我的人生到底曾有过什么？我常这样回答：只有那个寒冷的秋夜。它真的存在过吗？终究是的。并且它就是我生命的全部，剩下的，都是不需要的梦。而且我相信，热切地相信：他就在某处等待着我——和那个夜晚一样充满爱意，如此年轻。“你要活着，快乐地生活在这个世上，然后再来找我……“我活过，也快乐过了，现在，也快要去找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