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钟声

老家门前东北方向有一座关公庙，因所处的位置在生产队的中心，因此被改成了生产队办公的场所。它的正西方向有一口水井，供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街道的村民吃水。水井南侧有一棵成人正好环抱住的国槐，由于年月已久树中间已是空洞。因守着口水井常年浇灌，倒也长得郁郁葱葱，树冠将整个水井房罩住。国槐粗壮的树杈上挂着40公分长的一段铁轨，铁锤一敲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这便是所谓的钟了。这口钟是村民上工、开会和其他聚会的信号，由最具权威的生产队长亲自来敲。我就是听着这钟声长大的。

记忆中每天吃完早饭钟声响起，母亲和二姑匆匆走出家门上工。春、夏、秋是钟声最繁忙的时候。“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村民忙于耕种。夏天和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白天正常出工晚上还要召集村民开会，分配第二天的农活儿。每当这时也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捉迷藏、追逐嬉戏，好不热闹。

这口钟除正点出工敲打外，其余点敲钟就是生产队分农作物的信号。生产队的菜地在村外，到菜地不仅要通过一座桥，还要过马路。由于桥护栏矮、桥下常年流水，便增加了它的神秘感。水少时，我们会到桥下玩会儿水；水多时流得急，玩耍就有可能被冲走。因此，每次听到钟声，我背上荆条编的筐子往外走时，小脚的祖母一边追一边喊：“过马路要看车，别在桥上玩。”追出去老远看到邻居去分菜也不忘嘱咐一声：看着我家孙女，别让她在桥上玩。“穷人的孩子早当家”，7岁的我就以这样的方式帮家里做事情了。

分菜高兴，去地里拉萝卜和红薯是最苦的一件事情了。常常是钟声一响，我拉着板车，上面坐着弟弟，就去地里找母亲。我人小力气小，走平路时弟弟坐在车上，上坡时弟弟下来帮我推车。一路跌跌撞撞走到地里，往往是别人家已经装好车往家返，母亲和二姑在地里着急等待。急急忙忙装好车，把弟弟往装满萝卜的车上一放，让他牢牢抓住捆绑的绳子，母亲拉车，我和二姑在后面推。到家已是掌灯时分。

一次钟声响，喊分红薯，我推着车就往地里赶。由于村边路窄在与邻居错车时，没能将车控制好，一下子将板车推到了一丈深的沟里。急得我站在路上大哭，邻居找来另外两名村民将车抬了上来，但一边的车把已经断了。把车送回家后，祖母到邻居家借了辆板车，我才小心翼翼地推着车赶到地里。母亲等得着急，听说这件事情后更是火急火燎，直到看见我没事才放下心来。我和母亲装好车，摸着黑回到了家。从此，我害怕听到那钟声，怕去地里拉东西。

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村民早出晚归忙碌自家农活儿，钟声失去了它的权威性。而我已到县城读中学，后来走出乡村来到省会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那清脆的钟声再也没听到过。

这次有幸回老家，宽阔、洁净的街道早已没有了昔日的模样，门前的关公庙、水井、国槐因修路碍事儿都已销声匿迹，当然也包括那口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