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采石
随着大批青年的到来，生产队开始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到一九六九年八队又迎来了一批北京、天津和上海六八、六九届初中毕业生。那时，生产队的住房条件十分简陋，没有一栋砖瓦结构的房子。我记得只有两栋“穿鞋带帽”的房子。老职工把石头地基，砖垒到窗台，房顶上挂上瓦的房子叫做“穿鞋带帽”的房子，那是全队最好的房子。还有七八栋仅有石头地基的土坯草房。其余的都是连地基都没有的草辫子房。房架子用木头搭起来，而墙是用树条子和草辫子夹上，糊上泥巴。房顶上也是铺的草。房子很矮，进屋要低头，伸手就能摸到顶棚。每家两间房，外间做饭，里间睡觉。一间屋子半间坑，几乎每家都是一样的。老职工跟我们们说现在不错了，过去住马架子，男女青年睡在一个草棚子里。我班的老职工安树来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笑话；说阮班依（老职工二班长）晚上睡觉把脚伸到旁边一个姑娘的被窝里。姑娘吓得喊了起来。领导问阮到底是怎么样回事；他说是睡觉睡得“毛郎”了。后来两家住一个屋，两对夫妻睡一个土坑上。晚上，中间挂一个布帘。据说夫妻办事时，都提心吊胆的。既怕人家看见，也不愿人家听见。现在毕竟都有住房了。六九春播工作刚结束，大批人力投入基本建设任务。我们和其它几个班脱坯。把麦桔和土和成泥，把泥放到土坯模子里按平后，把模子拿开，一块土坯就做好了。做土坯时注意把四个角填满，中间略低点就合格了。等晒干了摞起来等用的时候来车拉。因为地基需要用石头。全场各队都在大搞房建。石头供应发生困难。六月下旬，王指导员把我和杨玉贞叫到队部交给我们上山打石的任务。他说：“李强任组长，杨玉贞任副组长，你俩带三个人去打石队。打石队那几个人只供场部用石头。我们需要自己打石头来保证我们的基建任务。什么组长副组长的，你们俩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件事做好。”另外三个人也是指定的，有蒋习友、杨大伟、汪�爸摇＝橇昀炊拥墓跚嗄辍Ｒ�“反标”问题被从机务上拿了下来，在农工班干活，另外两个人都是上海青年。杨玉贞是位老职工，原是队里的统计。因受老婆政治问题的牵连。也不让也当统计了。我们五人临时组成一个小组，当天就打好行李坐着队里的小型车出发了。青龙山是一座很矮的小山，坡度不过一二十度。接近山顶那三四十米坡度略徒些。 八五八农场打石队位于虎林正南十几里的青龙山的山坡上，再往南有七八里路就是现在的庆丰农场场部。打石队仅有一栋房子，房子东边是做饭的伙房，紧连着是一个大房间，两边是大通铺，有两家住户。在我们之前，十三队的五人已经住了进去。加上前好几天到的二队几个人和打石队的人，大屋里已经住不下我们五个人了。还好，在这里暂时负责的是白云瑞，我队安树来的妹夫，还有一个是以前就调来的庆梯，后者七二年又回到八队。他们领我们到房子的西头，靠房山墙搭的房子。里面有一个烘炉，是打铁用的。看样子早就没用过了。房山的北边有个门，是隔出来的一个小屋，北边有个窗户，我们几个青年就住在这里，杨玉贞住到大屋。又有生产队派来人打石头，因没有住处只好回去了。下午，小白带我们和十三队的人到山顶看石场子，住地到山顶也就是三百米远。石场子不大，打石队和二队占据的位置比较好，除此之外，能出点石头的地方也就是五六米宽的地方了。小白说，没有别的地方了。杨玉贞拿了一块石头往那边一投，跟十三队的那个老职工说：“明天你们在那边干，我们在这边干”，那人说行。十六七年后我调到十三队当会计，才知道那个被杨玉贞称为“肺头”的人姓钟。第二天一早，杨玉贞就催大家赶紧吃饭菜上山，怕人家抢了地方。我们来到山上一看，十三队的人已经占了我们打算干的地方。老杨悄声跟我们说，“咱们和他们挤，也不能到那边干去。”于是我们五人都有紧靠着他们开始清理碎石。其中两个人负责抬石头。双方开始都不相让，挤在一起。一会就听“刺啦”一声，他们一个小青年团的裤子被我们筐上的铁丝挂开了一个大口子。双方发生了口角。老杨说：“昨天说好了的，你们在那边干，我们在这边干的。”他们说，“谁跟你说好了？他（指那个姓钟的人）又不是我们负责的，他说了不算。”双方吵过之后，对方为了能干开活，还是往那边移了点儿。我们在的位置是一个小拐角左边二米远是二队的场子。他们的石窝子比较好。因为他们来得早，石头已经打了一大堆。大家都盯着二队，等他们走后，好占那个地方，我们在拐角处打炮眼。在石头上打眼可比在冻土上打炮眼困难多了。尽量找石缝处打眼。一个人扶着钎子，一个人抡大铁锤砸。干一会就换个人接着干。打了两三天才打了一个四十多多公分的小洞，正巧下了一场大雨，炮眼里总有水，本想往炮眼里放上一管炸药，把炮眼扩大点，这可怎么办。正当大家一悉莫展的时时候，还是杨玉贞想出了主意：去商店买几个避孕套，每个套可以装一管炸药。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不过谁也不肯去买。杨提出大家抓阄，并团了几个小纸团，让大家来抓。我们几个小青年谁也不恳来抓，大家都说：“只有你是老职工，又结了婚，去买这个最合适，我们去买，人家还不把我们当成流氓啊。”杨见大家都这么说也没办法，只好自己去买了。他先到一家杂货店，卖货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售货员。杨问：“你们这有皮套子吗？”售货员拿来皮手套。老杨说：“不是皮手套，是皮套子。”女售货员问：“什么皮套子？是干什么用的？”老杨倒不好意思起来。他支支吾吾地说，“……就是两田子办事用的。”售货员这才明白了。她说，“你到药店去，那儿有。”他又到药店，不用问就看见了。指着买了几个。他怕人家笑话他，一个劲的解释说，“我们是用它装炸药，因为下雨炮眼里有水……”年青的女售货员打断他的话说：“谁管你买回去干什么用。”我们将一管炸药安上雷管捆好，放进炮眼一炸，再掏炮眼里的碎石头时，发现水也干了。我们又继续把炮眼往深里打。放炮都是在上班前或下班后。放炮时专有人在路边看着，唯恐砸着人。炮眼打好后入十几管炸药。只听得一声闷响，我们跑回去一看，效果还不错。有几块大石头被“蹦”了出来，上面有些土和碎石头也落了下来。十三队清理出来的场子，也盖上了许多碎石。他们找我们交涉，老杨说，“由我们给你们清干净就是了”，他们的班长也是个北京青年，他说，“好，我们休息一天。”我们派两个人到他们那儿干。老要嘱咐他俩：一边清，一边把比较大块的石头搬过来。
没一会儿，十三队的人又回来了，他们见状很不满，嫌我们不抓紧给他们清碎石头，只挑大块的石头往回搬。老杨说：“怎么没抓紧呀，已有近一半的劳力给你们清场子了。”人家说，“行了，我们也不用你们清了。”他们自己又干了起来。太大的石头因搬运困难，要用大锤砸成小一些的，为了装车也方便。砸石头的大锤的把儿是一根有弹性的树条子做的。既能抡起大锤用力砸又不震手。十三队他们打石头比我们更困难。清出一个坑，像是从井里捞石头。有一天，八队两台小型车（轮式拖拉机）都来拉石头。尤玉合开二十八马力的“千里马”，拉着石头平稳地停到山下。丘学驾驶的是只有二十马力的“热特”。他让我们少装一些石头。他说这山坡太徒了，并让他的副手上海女青年冯忠萍不要在车上。只见他的车被装满石头的拖车推着下了山。只见车速越来越快，并“画起”了“龙”字，眼看着在半山腰翻了车。我们大家一齐跑向出事地点跑去。到了跟前，只见小车头四脚朝天，翻在路边仅有的一块土豆地里。方向盘变形压到了座位上。丘学江正站在一旁发楞。他真是命大，土豆地也是救了他，没安车棚也救了他。有车棚他就不会被摔出来了。据他说是掉档了，他见车速太快，想用“画龙”来减速，才导致翻车的。其实，他如果顺着车道冲下去，也不至于翻车，以后，“热特”修好后也不来拉石头了。半夜来车，也由我们起来装车，中午就多休息一会儿。经过一段接触，觉得老杨这个人还真不错，我常和他聊天。他说他脑子好使，我说他岁数大了，脑子不如年青人，其实，他当时也就三十几岁。我俩比赛背段毛主席语录。双方认为背下来之后，先说点别的再背诵，他总是丢词忘句的，我却很快一字不差背下来。年青人记性好，是学习的黄金时代，一点也不假。
老杨给我讲了一段劝人戒烟的佳句：“烟，烟，害人真不浅；我劝君来莫吸烟，精神愉快享高年。”我曾向吸烟的许多人讲过这段话，让他们精神愉快享受高年。由于，我们住处地势较高，有一口很深的水井，我们每天俩仨人一起去打水。有一次，我和杨大伟、汪伟忠一同去。那井估计有十七八米深，井上安着一个手摇的辘辘，用钢丝绳拴着一个铁制容器。靠自身的重量它就能沉到水里去。按说一个大小伙子摇上一桶水没有问题。但摇上来以后必须由另外一个人把水提到井台上，这个人才能松开摇把。杨大伟一个人往上摇，等上来一半的时候，听到咔的一声，杨下意识的往回稍微一松劲。 摇把反转一圈把他打得坐在地上，紧接着，飞速旋转着木头摇把也“打”了过去，杨大伟的脸和鼻子划破了。跟前就是庆丰农场卫生队。去上了点儿药，简单包扎了一下。我发现一个人容易把水摇上来，却无法把盛满水后放下去。哪个傻瓜不信就冒着危险去试一试。
一天，连长孙殿军跟车来到石场看我们，正巧二连连长也来到山上。他俩蹲在那儿，一块儿还聊了一会儿。
星期天，我和老杨几个人去虎林玩，回来听蒋习友说，二队的人已经全走了，十三队的人把二队的石窝子占了。我们一听就着了急。老杨说：走，咱们都一起去。我说，咱们也不能和人家打架呀。老杨说，咱们不和他们打架，跟他们说理去。我们五人来到山上，老杨说：“嘿，别干了，那是我们的地方。”他们说，“你们的地方？那儿写着是你们的地方。谁先占就是谁的地方。”“这又不是过去了，像土匪谁抢着是谁的，二队把这儿让给我们了。”“你们说二队让给你们了，你们有什么凭据？”老杨说：“前几天，我们连长专程来和二队连长在这里商量好的，还要什么凭据？”他们的确看见我们连长和二队连长在一起说话来的。具体说什么，谁也不清楚。十三队的几个人相信了这事是真的。只好把二队的石窝子让给了我们。老杨说，咱们也别休息了，抓紧时间干吧。打石进度快了许多，没用多少天，出了一大堆，有二十多方石头。十三队也放了一炮，有几块大石头滚到我们的这边，他们又找我们。老杨说，按规定石头崩到谁的地界儿，就是谁的，碎石头也不用你们清理。他们不干，其中有个青年说老杨，你想石头都想疯了吧。他们又说起二队的石窝子的事，“我们问过二队打石头的人，人家说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回事。”老杨说，他们底下的人不知道。我一见争执不下，就跟老杨说，就让他们把那几块石头弄走吧，这才平息了争吵。
到七月下旬，麦收快要开始了，房建工作停下来，转入麦收准备工作。
我们接到队里的通知，让我和蒋习友留在山上看着石头，其余人回队参加麦收。从此，我和蒋习友也不干活了，只要有车来，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要跟着上山看一下，别让其它单位的车装走我们的石头，有时候不注意，还是发现石头少了。
一到农忙季节，生产队的车几乎也不来了。由于和蒋习友一块打石头，所以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跟蒋关系不错，他属于有点政治问题的人，我不另眼看他。我们来到八队时，比我们早来两年的哈尔滨青年都已经成双成对了。由于出了问题，他的女朋友小卖部代销员宋巧云也和他吹了。有天晚上，他凑过来跟我说，咱俩亲热亲热。我极为反感，我又不是大姑娘，你跟我有什么可亲热的。我觉得两个大男人靠得太近都感到不舒服。他说，跟你这人在一起真没意思。
那些日子烦闷得很，有时到山上散散步。我写了一首词：“苦闷踏青草，心重望水流；真金光仍在，闲白少年头。昔时翻作浪，友情千古留；愿随王公去，碧血写春秋。”我这里的王公，可不是古代的王公贵族，而是指革命英雄王杰。我愿像他那样，在危险的紧急关头，为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勇敢地扑向即将爆炸的炸药包，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真是这样想的，这是我最好的结局和归宿。我那时没有遇到那样的机会，现在如遇到了未必能像过去想的那样了。
在山上认识了几个打石队的小伙子，跟他们相处都不错。有个小伙子，过了五六年还在场部见到了他，我惊讶地发现他的左手指少了两个。我问他怎么弄的，他说他一只手抽烟，另一只手拿个纸雷管看，不知怎的雷管就响了。
又过了十多天，我实在不愿意在山上呆了。就往队里打电话。那时，在打石队往回打电话可不容易。要先打到庆丰，转到西岗，再经八五八场部转到八队，基本总听到的总是“占线”二字。有一天晚上，我终于打通了电话。我跟连干部说，“根本用不着两个人看石头，有一个人就足够了。我要回连参加麦收。”领导答应了我的请求。我高粉极了，跟场部拉石头的车回到农场，又搭顺路车回到八队，投身到紧张却是火热的劳动中去。
上山采石的任务可以说是胜利完成了。在高兴之余，心中总有点内疚。总觉得不是那样心中无愧，……没过多久，杨玉贞也又干他原先的统计工作了。